战争·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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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对社会舆论和心理的撞击

——试析越战“春节攻势”期间美国国内公共危机

　　1968年初，越南人民武装力量在整个南越境内发动了以进攻大中城市为主要内容的“春节攻势”。这场攻势的规模之大、战斗之激烈，是越南人民抗美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这场战斗使北越在军事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然而其最大成效在于“最终使美国国内政治同越南战争结合起来”，在美国国内酿成了一场公共危机。在这场危机持续的两个月里（1968年1月30日－3月31日），反战舆论空前高涨，反战运动风起云涌，公众对政府失去了信任，政府非常被动。“原先反对越战的人变得更加直言不讳，原先疑惑不定的加入了反战行列，而政府的许多支持者一下子转到了他的对立面。”逃避服役的现象非常严重，“据五角大楼估计，到60年代末朝，被征而逃避服役者每年已超过3万人，‘擅离职守’以逃避应召者每年超过16万人，达到了内战以来、甚至可能是独立战争以来的最高纪录。” 这场攻势还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约翰逊总统3月底宣布越南战争由升级走向降级，他本人也宣布退出下一届总统竞选。

　　一、“春节攻势”期间的传媒报道

　　在世界战争史上，越南战争是传媒报道最为出色的少数战争之一，由于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是一场“有限战争”，美国士兵是作为南越政府的“客人”来到越南的，因此新闻检查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60年代电视媒体蓬勃发展，“电视在西方普及，战争也进入了电视时代，美国政府缺乏对这一崭新媒体的充分认识，并没有实施任何控制措施。”因此“春节攻势”期间美国传媒对战争的报道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报道内容上也较少受到限制。春节攻势期间传媒报道的表现和特点主要有三：

　　首先，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体把战争恐怖、惨烈、血腥、残忍的一面带到了千家万户。春节攻势”期间，“如果一位电视爱好者每周能看上五次晚间新闻的话，那么他平均就会看到3.9次平民伤亡和城市破坏的镜头，这是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平均数0.85次的四倍。军事伤亡的镜头由每周2.4次上升到6.8次。我们可以这么说，战争残暴的一面在电视上得到持续的报道，“春节攻势’还是第一次。”而电视媒体的直观性往往更能感染民众情绪，“证明首都遭到破坏的几间正在燃烧房屋的画面，伴以语调忧伤的解说词，不可避免造成这样的印象：这就是西贡发生的一切。”

　　其次，春节攻势期间的许多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春节攻势刚开始时，越南解放武装力量的一支突袭队猛攻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美联社和合众国国际社对这则新闻的报道就不一样。美联社记者发回国内的新闻快报认为突袭队一度占领了大使馆，说“截止到（西贡时间）上午8点55分，美军已经收复使馆外面的广场，士兵们正在试图攻进大楼内消灭残余的越共”（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而合众国国际社的报道则有所不同，“越共突袭队向大使馆发射一串迫击炮。他们攻进了使馆大院，但并没有进入使馆大楼。”

　　最后，“春节攻势”期间战争报道有时并不遵从官方路线。在美国军方和政府看来，“春节攻势”是河内的孤注一掷之举，并使得北越遭受了惨重的军事损失。然而美国记者们普遍认为，尽管北越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他们心理和政治上的目的达到了。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汉森·鲍德温在2月1日的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尽管敌人的损失非常的惨重，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其目的是影响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走向。”另外，记者们对越南战争的整个战争进程的看法也并不像官方那么乐观，正如克朗凯特（CBS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在一次越战专题节目中所讲到的那样，“看来唯一切合实际但不能令人满意的结论是：我们陷入了困境……唯一的合理出路……在于谈判，而不是以胜利者自居。”传媒报道的主题并不是宣传美军的军事胜利成果而都集中在一些和军事不相关的问题上了，比如南越政府的无能，越共突然降临到民众身边所带来的心理影响等。

　　二、传媒转向与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

　　由于传媒的报道，激起了民众对战争的普遍关注，造成了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些都是引起大规模反战舆论、激发国内危机的“温床”。因而人们不免武断地认为，传媒是这场公共危机的决定性因素，就连美国总统尼克松也这样认为， “这场战争的每一场战斗都在每天晚上的新闻节目中和每天早上的报纸里得到翔实的报道，……电视向人们展示了战争带来的牺牲和人类悲惨的命运，这是前所未有的。无论这些的报道目的是什么，结果都会使得国内民众丧失信心。事实上，传媒这种不利于政府进行战争的报道体现了统治阶级内部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斗争和分歧。

　　早在1965年反战运动就已出现，只不过这时的反战舆论局限于部分学生和少数知识界、政界人士。但是这时传媒对这种反战舆论的报道是非常有限的，“那些主要由反政府的年轻人组成的反战运动并没有得到六十年代美国媒体的积极报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电视媒体记者特别是媒体的主管人员往往对社会性的反政府动乱持保守甚至反对态度”。

　　　“春节攻势”发生后，在反战舆论的推动下，一些大报刊继《纽约时报》之后，从越南战争的支持者开始变成怀疑者或者反对者。“一些主要杂志如《时代》周刊、《生活》周刊、《新闻周刊》都纷纷开始公开批评政府的越南政策。 ”这时的反战运动已经成为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传媒对于反战舆论的报道也较多，在态度上也积极配合，这是因为“随着抗议由原来左翼团体、反战团体发展到教会、参议院，随着这种反对声发展成为一种大众舆论，他们自然会得到媒体的报道，报道的调子也会跟着改变。因为我们（传媒机构）是权力机构，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选民的态度发生改变，我们的态度也要跟着转变。”

　　主流媒体态度上的转变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它体现了美国统治阶级内部利益集团即老牌的东部“权势集团”和新兴的南部权势集团之间的斗争。南部权势集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主要集中在美国的西部和南部的阳光地带，大多经营和战争关系密切的国防工业、航空与宇宙航行工业、新工艺工业、电子工业、农业综合企业和石油与天然气提炼工业等。越南战争使该集团长期获得大量的利润，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约翰逊总统代表着该集团的利益，南部权势集团是他在越南战场上不断升级的强大支持力量。这样也就激起了东部“权势集团” 的不满。“东部”权势集团，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东部海岸工业高速发展时期崛起的工业、金融和政治的综合体。”经营的是一些和战争关系不大的传统工业，因此对战争兴趣不大。在政治上该集团长期处于美国的中心，“一个很重的原因是他们手中掌握着几张王牌：联邦官僚机构、以自由派为核心的国会，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控制着左右着美国舆论的主要新闻媒介。”随着美国深陷越南而不能自拔，伤亡数字一天天增加，战争消耗飞速增长，对约翰逊总统进行的战争也变得越发冷淡。春节攻势爆发后，“洛克菲勒财团的政治代表、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说这个政策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失败了，越南问题只能谈判。”19 68年3月10日，厄尔·希恩和赫德里克·史密斯在《纽约时报》的周日版登出一则调查性新闻，该新闻报道说政府内部正在就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的增加206000士兵进行激烈争论从而“惊动了整个东部权势集团。”可见东部权势集团是非常反对继续这场战争的。于是东部权势集团就利用他们控制的新闻媒体壮大反战舆论的声势，利用公众舆论压力作筹码来同政府进行讨价还价，迫使政府就范。

　　三、20世纪60年代末的电视媒体观

　　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政府内部的分歧使得越来越多的新闻媒体转向反战，但更为糟糕的是，以约翰逊总统为首的政府对新闻媒体特别是刚刚兴起的电视媒体存在着认识上的不足，影响到了他某些应付公共危机的决策。

　　电视媒体凭借其独特的视听形式、空间跨色、及时性和现场感，无可争辩地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强有力的传播媒介，但是传播研究表明，“电视媒介并不具有预期的巨大冲击力。”另外，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春节攻势期间的许多报道是非常矛盾和含糊不清的。公众“面对着这种真实的事情，半真半假的事情。谣言与捏造等色色具有的混合情况，国内的读者和观众就不得不自己去分辨自认为是真实的情况而加以接受。”由于民众的这种选择性倾向，媒体报道往往会加强他们的预存立场。“‘春节攻势’期间的一份调查表明，75％表明是鹰派的被调查者认为克朗凯特属于鹰派，……但是绝大多数的鸽派同样认为他是一位鸽派人士。”

　　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的人们对电视的认识却显得非常“单纯”，“公众和媒体对这种新的通讯工具如痴如醉，电视媒体对广大民众了解国内外事务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对这一点当时的人们是坚信不疑的。作为受众，人们丝毫不会怀疑新闻提供者的动机、方式以及所谓的新闻客观性、真实性。”在他们看来，图像被认为是不可争辩的事实，摄像机是不会撒谎的。“春节攻势”期间，当电视把许多战争场面搬上荧幕呈现给观众时，就连许多知道战争内情的政府官员态度也都发生了转变，麦克弗森（约翰逊总统的讲稿起草人）后来曾回想，在对比了晚间新闻报道和沃尔特·罗斯托（约翰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关于越南局势的言论后，感到他在撒谎，“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像我这样讲话要对总统负责的人同样也受到了传媒报道巨大的影响，尽管楼下离我的办公桌50码的地方就是大量的秘密情报，然而我不去阅读情报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去听信媒体报道。”

　　更为遗憾的是，约翰逊总统也对电视媒体的威力深信不疑，并且还非常讨厌这种电视媒体政治形式。“在摄影镜头里，当总统和克朗凯特坐在一起谈话时，两人平起平坐，这样显然对记者有利而对总统不利。并且这种报道直来直去，更多的关注问题，往往置总统职位的神圣于不顾。”这也是约翰逊总统在任期间很少举行正式的电视演讲或者电视新闻发布会的重要原因。约翰逊总统还对电视媒体表现得非常敏感，“他不管电视新闻事实上对公众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而想当然的认为，电视决定舆论，电视新闻是民意的‘晴雨表’”。这样也就把电视媒体和舆论的关系绝对化、机械化了。当克朗凯特在电视上发表评论，“越南战争正处于血腥的胶着状态。到了美国该退出越南战争的时候了。”约翰逊总统听后，对他的助手说，“一切都完了。”很难说明克朗凯特的电视评论对越南战争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政治家们相信电视决定公众舆论，并且把电视新闻当作民意来反应，那么无论电视对公众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它都会影响政治进程。

　　四、传媒、政府和公众互动下的政府行为

　　约翰逊总统对传媒的偏颇认识还表现在他认识不到“传媒、政府和公众是三支最重要的力量，舆论就是以此三者为主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在三者的互动过程中，政府自身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既可以通过控制传媒的间接手段来影响公众舆论，也可以通过政府自身的举动来直接影响公众舆论。

　　令人费解的是，约翰逊总统非但未能妙用战斗爆发初期公众对战争支持率增高的大好形势，反而使得更多的人走向反战。“春节攻势”爆发后，民众对约翰逊总统的战争支持率升高了，宣称自己属于鹰派的比例由原来的45％上升到51％。这是因为当国家面临外交危机时往往会出现“民众团结的政府旗帜下”的现象，民众大都会积极响应总统的领导，如果约翰逊总统能够采取一些积极行动－－或者做出要采取行动的姿态，他就可以赢得民众对他的支持。

　　然而约翰逊政府在“春节攻势”爆发后却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外交争论中，在“春节攻势”的两个月里约翰逊总统对外一直保持沉默，他“或多或少的向否定性的报道低了头，并甚至停止在国会大厦召开新闻发布会”。结果公众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传媒的报道。打破约翰逊沉默的却是3月底在民主党大会上宣布将不参加下一届总统的竞选，并将对北越的轰炸进行限制。这个宣言对公共舆论的影响是戏剧性的，比“春节攻势”事件本身所产生的影响还要大。公众宣称自己属于鹰派的比例达到了“春节攻势”期间的最低点。

　　同样，政府也不了解危机爆发后新闻媒体自身的要求，“他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原则、日程以及记者们经常要问的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办的’的明确答案。” 当一场危机出现时，总统往往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要对形势做出判断和评估、对危机做出比较合理的反应。这时的新闻编辑们和电视制作人因急需向民众提供及时报道和迅速解释，是无法忍受政府长时间的含含糊糊和摇摆不定的。否则，以“第四权力”自居的新闻媒体特别是电视媒体，就会“我行我素”：“ 展示战争的负面主题，一味地寻找暴力和轰动事件－－死亡和破坏并对事件做出最坏的判断。”令人可惜的是，“春节攻势”爆发报，约翰逊总统的反应只是在几天之后匆忙举行了一场没有电视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他把那些复杂的解释工作留给了下属们去做。在大选年的吵乱声中，他也没有采取任何的报复行动（例如更大规模的轰炸或者海港布雷）。相反，一屁股蹲了下来，一脸苦恼，任由命运的摆布。于是新闻媒体出来填补白宫留下来的“真空”也就不足为怪了。我们可以想象，这时如果政府能够采取一种积极的姿态，克朗凯特也许就不会在他的电视节目中发表自己对越南局势的看法。《纽约时报》的尼尔·希恩和赫德里克· 史密斯也许就不会发表那则轰动性的新闻。

　　综上所述，我们并不否认传媒报道和这场公共危机有密切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只看到问题的表面现象，还应该多角度、深层次分析。媒介是社会性的媒介，它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春节攻势”期间传媒纷纷转向从根本上说反映了统治阶段内部在越南战争上问题分歧加剧。20世纪60年代，电视媒体作为一种刚刚兴起的传播方式，人们对于它的认识还存在不足，过分相信电视媒体的威力对约翰逊政府一些决策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公众舆论是传媒、政府、公众等多种因素之间互动的结果，反战舆论、反战运动大规模蔓延并最终酿成一场公共危机是和约翰逊政府的不当表现分不开的。公共危机过后，迫于民众反战舆论的压力，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走了战略撤退的道路，从越南撤军只是迟早的事情。（《军事历史研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