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战役战术的指导

文/韩微 张敬钊 马长松

　　 博大精深的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不仅是制定战略方针，指导人们进行武装斗争和国防建设的理论基础，也是指导我军战役，战术实践和理论发展的指南和灯塔。充分认识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于我军战役，战术的指导关系，对于进一步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和研究战役、战术中的问题，从更高的层次上提高战役，战术指挥员的指挥艺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规定了我军在各个战争时期的主要战役，战斗样式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于战役、战斗样式的指导和决定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主要方面来认识：

　　1．战役，战斗样式的运用，必须适应战略方针的需要

　　每一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是通过对当时的战略形势的分析而产生的。它对于战争全局和具体的战役。战斗都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战略方针既规定了作战内容，也规定了作战形式，正确运用体现作战形式的战役、战斗样式，是完成作战内容，执行战略方针的必要和必然。

　　第一，战略方针是通过对战争性质进行正确分析所得出的，这是采用主要作战样式的基本立足点。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出了这场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战争”的基本性质，确定了这场战争“首先而且严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机破敌”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思想指明了：红军可以依靠广大农民坚持斗争，但“不能很快发展和战胜敌人”，保存力量是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大规模的战略反攻应等时机成熟。这就规定了红军只能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这是红军运用战役、战斗样式的基本立足点。因此，红军在防御时以运动防御为主，在进攻时以对运动之敌和立足未稳之敌进攻为主。基本战法是袭击，特别是伏击。这些具体作战样式的运用，适应了战略方针的需要，使红军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进剿”、 “会剿”，和数次“围剿”。

　　第二，战略方针是通过对敌形势进行正确分析所得出的，而正确分析敌我形势正是确定作战样式的首要条件。敌我形势不同，决定了每次战争采用的主要作战形式不同，因而所采用的作战样式也不相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我军采取的主要作战样式就有所不同。其重要原因，就是敌我形势有着很大的差别。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的实际情况，确定了红军主要的不是进行阵地战，而是通过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来大量歼灭敌人，所以红军的主要作战样式是运动防御和运动进攻。解放战争时期，故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战争初期敌我数量之比约为3．4:1，此时我还有二百多万人的民兵，有广大根据地和相当的经济实力。我军可以而且必须与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斗，为此，毛泽东提出了“一般地是运动战”，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尔后的战略决战阶段，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根据敌我形势的变化，又要求我军必须攻取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的机动兵团作战，必须要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必须集中兵力，分批分期就地歼灭敌人的战略集团。因此，我军采取的主要作战样式是；在防御作战中，以运动防御和野战阵地防御为主，在进攻作战中，以运动进攻、对野战阵地防御之敌进攻和后期的对坚固设防的村落，城市防御之敌进攻为主。这些主要作战样式的运用，保证了我军完成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役，战斗任务。

　　第三，战略方针决定了主要作战类型，从而决定了主要战役、战斗样式的运用。虽然在每次战争中，一般都包括进攻和防御两种基本类型，但在某一战争阶段或战争局部，总有一种适应战略方针需要的主要作战类型，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五次战役以后，志愿军不是由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而是转为战略防御，与敌长期对峙。其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由此而规定了志愿军的主要作战类型是防御，体现在作战样式上，是坚固阵地防御和野战阵地防御。战争的实践说明：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必然会产生适应这种战略方针的战役，战斗样式，并对战争的胜利起着积极的保障作用。

　　2．战役、战斗样式的运用，必须适应战略转变的需要。

　　当战争形势发生较大变化，应适时进行战略转变。随着战略方针和任务的转变，军队所采用的主要作战样式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与战略转变相比，战役、战斗样式的变化总是处于被动和被支配的地位。一方面，战略转变并不是随作战进程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而是战争领导者全面分析形势，审时度势提出的。正确的战略转变，在战争领导者的主观努力下总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意义和超前意识。另一方面，战役、战斗要服从战略的需要，毛泽东同志在战争中，总是在关键的时机把握战略转变的机枢，而在每一次战略转变之后，我军进行战役，战斗的主要样式，也随之产生相应的变化。所以，战役、战斗指挥员必须不断深刻领会战争领导者的战略思想，正确运用各种作战样式作战，以适应战略转变的需要。

　　二、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从总体上规定了我军战役、战斗的规模

　　我军在不同的战争时期进行了无数次战役、战斗，这些战役、战斗的规模，除了受当时的具体条件制约外，最主要的还在总体上受着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规定和制约。

　　1．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于战役、战斗规模的规定和制约意义

　　第一，战役作战必须服从战略方针的需要的规律，使我军战役规模从根本上受着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规定和制约。

　　在军事斗争中，战争利益是最高利益，所有战役、战斗必须在首先服从战争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自身的局部利益，才有实际价值。因此，代表全局利益的战略方针，对于战役作战具有根本的规定和制约作用，战役规模的确定只有服从战略方针的需要，才能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尽管志愿军武器装备很差，缺乏进行现代合同作战的经验，但由于执行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配合”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战略反攻中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规模的作战，共歼敌23万人，扭转了朝鲜战局。而有的战役从局部看是胜利了，是有利的，而从全局看，却是不利的，可见，战役指挥员在确定作战规模时，应把着眼点放在如何执行战略方针上，使战役规模以及在此条件下获取的作战效果符合战略的需要。

　　第二，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不仅规定着战役规模，也规定着某些战斗规模

　　战争并不是全由战役构成的。有时战争范围较小，如红军初创时期，战争主要是由一些战斗构成的。有时在以战役为主体的战争构成中，还存在着许多相对独立的战斗。因此，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不仅对战役的规模，而且对某些战斗的规模也起着规定和制约作用。例如：1928年2月，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第l、 2团在赤卫队和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全歼朱培德一个营的兵力，粉碎了敌第一次“进剿”。这次战斗的规模，直接受着当时军事战略思想的规定。又如：在抗美援朝战争转入战略防御前夕，毛泽东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法，这是站在战略的高度提出的，但其规模仅限于战斗范围，在此指导下，在1952年秋，我志愿军选择了敌人60个排支撑点和个别营防御地域，先后发动了77次进攻，连同防御作战， 共歼敌约2万7千多人；可见，在确定作战规模时，不仅战役指挥员要接受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战斗指挥员亦应如此。

　　2．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战役、战斗规模的规定方式

　　第一，定性规定。当我还未夺取战争主动权时，毛泽东同志通常是通过原则性的规定，来把握各个战场的作战规模的。一方面，当敌我强弱形成尖锐对比时，我难以在战略上掌握打败整个敌人的主动权，大多数情况要根据敌人的行动来确定我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当战争出现多足鼎立的局面时(如抗战时我军、日伪军，国民党军的三足关系)，友军的行动使战争态势更加扑塑迷离，在上述的情况下不宜提出具体的战役、战斗规模和歼敌指标。因此，定性规定这种方式，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井岗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了“红军以集中为原则”的思想，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规定了我军要以分散兵力进行小规模作战和发动群众为主，解放战争时期则进行大兵团作战。毛泽东同志对我军作战规模的定性规定，使我军各部队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能独立应付各种情况，进行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作战。

　　第二，定量规定。当我夺取了一定的战略主动权时，毛泽东同志主要通过定量规定从宏观上、任务上来把握战役、战斗的规模，这种方式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较为明显。毛泽东同志在总结1946年7月全国内战爆发以来三个月战争的经验时，要求我军“必须在今后三个月内外，再歼敌二十五个旅左右”。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又提出“在今后几个月内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1948年3月，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稳打稳扎，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个月消灭国民党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又如：毛泽东同志在1948年9月7日的电报中，明确分配了各野战军和各兵团在一年内的歼敌数量，这就从任务上规定了我军各战区及战役军团必须敢于打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样才能完成战略决战任务。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根据美、英军的特点，提出应实行战术小包围，打小歼灭战，指出： “现在我第一线有八个军，每个军歼敌一个整营，共有八个营，这就给敌以很大打击了。假如每次每军能歼敌两个整营，共有十六个整营，那对敌人的打击就更大了。”志愿军在毛泽东这一思想指导下，正确地确定了打小歼灭战的战斗规模、取得了重大胜利。

　　综上所述，我军在不同时期进行战役、战斗的规模，从总体看是由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所规定的，其规定的方式有定性和定量两种。实践证明，战役、战斗指挥员只有正确领会战争指挥者的战略思想，才能更好地确定具体的作战规模，才能使局部的战役，战斗真正适应战略的需要。

　　三、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决定和指导我军战役、战斗原则的形成和发展

　　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中，形成了一整套战役，战术原则，这些原则是在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产生并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探讨这一问题，是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1．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我军战役，战术原则具有重要的决定和指导意义

　　战役、战术原则的形成，固然是与军事科学和武器的发展分不开的，但在某一具体国家(地区)的具体战争时期，军队所运用的战役、战术原则，却受着当时的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和制约。就我军而言，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战役、战术原则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决定和指导意义。

　　我军初创时期的起义活动，并未形成适应革命军队的作战原则。我军作战原则的形成是在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开始的。毛泽东根据井冈山斗争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红军的发展路线，并由此逐渐形成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全部红军的作战原则就形成了。这时的作战基本原则主要是十六字诀，集中兵力、速决战、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等，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全国抗战的“持久战”总战略方针和我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在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更加完善，人民群众还发明了“破袭战”， “麻雀战”、 “地道战”、 “地雷战”等许多具体的战法，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了我军作战经验，为军委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系统阐明了我军内线作战的基本原则。在转入战略反攻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使我军夺取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综观我军战役，战术原则发展之路，可以看出，我军战役、战术原则的产生以及在不同战争时期的发展，都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指导的结果。

　　2．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我军战役、战术原则的主要指导方法

　　第一，兼容并蓄。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战略作战原则与我军的战役、战术原则具有统一性和兼容性。这些原则既适用于指导战争，也适用于指导战役、战斗。一方面，战争是由战役和战斗组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扩大了的战役或战斗。指导战争的原则与指导战役、战斗的原则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的特点和规律。

　　第二，相互关联。虽然战争与战役、战斗有某些同一性，但二者毕竟有着本质的区别。指导战争与指挥战役、战斗又有着许多不同的原则和方法。一些战略作战原则与战役，战斗原则虽不具兼容性，但战略作战原则要有战役战术原则进行具体补充，战役、战术原则要以战略作战原则为基本指导，它们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例如：连续作战的原则可使战役军团(战术兵团)在全局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在某一局部迅速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注重近战夜战的原则，能以我之长，击敌之短，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些正是对战略上以弱胜强，保持战略主动权的原则的补充。又如：“巧布兵力，发扬火力”的战术原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杀伤敌人、减少自己的损失，它是在以小的代价，实现战争目的的战略作战原则指导下产生的。

　　第三，相反相成。有些战略作战原则与战役、战术原则是相反的，而唯其相反相成，才能相互辉映，在总的效应中进发出智慧的火花。例如：毛泽东同志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就是相反相成的。它指明了：在战略指导上，我们应树立敢于与强敌作斗争的信心，要“以一当十”。然而面对强敌，我军在每一具体的战役、战斗中却不能掉以轻心，要“以十当一”，全力拼搏。因此，在战略上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原则，应有在战役战术上的以强胜弱、以多胜少的原则来保障。

　　综上所述，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战役、战斗原则的指导有着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我军战役、战术原则有的是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出的，有的是在其战略思想指导下产生的，有的同时适用于战略和战役、战斗，有的仅适于战役、战斗，还有的以与战略作战原则相对立的形式存在。我们既不能简单地用指导战争的原则替代战役、战术原则，也不能不顾战略思想的指导，僵化、呆板地运用战役、战术原则。

　　灵活机动是我军战略、战术原则的精髓和灵魂，我们应以此为出发点，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对战役、战术原则的指导规律，在新的形势下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军的作战原则，以根本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