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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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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生将军在文革中

文/徐宝琦

  江青发难之一: 夜奔"八一厂"

  1971年12月27日晚.军委办公会议正在三座门开会,这时军委办公会议刚成立两个多月,需要讨论的大事很多。没想到会议开到23点多钟,突然江青从外面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进门后江青没有坐下来,就大声嚷嚷:"叶帅呵,不得了了呵,八一厂竟然有人揭发《红灯记》!我求求你们支持我,要把这个反革命事件查清楚!"当时李德生心里一惊,因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是总政的一个直属单位,现在江青这样大动干戈,显然是出了大事,但他这个总政主任怎么就不知道呢?因为叶帅正在主持会议,只好叫江青先坐下来,慢慢再说。

  李德生见江青帽子也不摘,黑披风也不脱,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于是便试探着说"现在天太晚了,八一厂有的干部住在城里,马上找人恐怕来不及,是不是明天上午再去呀?"江青哪里能把李德生放在眼里,继续大声说"不行!就是要马上去!就是要连夜奔袭!"那时侯,八一厂的驻地莲花池还属于荒郊野外,12月底的严冬之夜让叶帅这样的老同志赶赴八一厂,简直是件荒唐的事情。李德生又问:"如果找不齐人怎么办?"江青说:"就是找到天亮也得找!"叶剑英见此情况,知道不去是不行了。他深知江青其人,也深谙对付其人之道,当即表示愿意陪同江青去八一厂,同时又邀上参加会议的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和李德生一道去。叶剑英对李德生说"八一厂虽然是总政管的单位,但军委也要管,我们一起去吧。"

  "文化大革命"中,八一厂也是个受灾严重的单位。江青提出的所谓"文艺战线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军队内部来。"文革"之初江青就曾说过,八一厂是文艺黑线专政,坏人掌权,"水浅王八多",八一厂领导要改组。1967年9月,江青曾支持一些人在八一厂夺权,后于1968年4月成立造反派参加的革委会。到了1968年年底,全厂1200多人竟然揪出"专案对象"110人。厂主要领导和艺术骨干陈播、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等同志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说他们在1967年8月16日晚,开会阴谋杀人夺权。至此,全厂人员被专政、被下放、被复员的几乎占了一半。李德生主持总政工作后,征得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同意,于1969年底调来60军政治部主任彭勃担任八一厂革委会主任。彭勃曾在南京市担任过革委会的主要领导,处理群众组织的矛盾很有经验。他到八一厂后,深入到群众中去,抓团结的工作,抓落实政策,抓影片的拍摄,做了很多工作。这就不能不涉及对一些人的看法和使用问题,于是在革委会内部出现分歧。当时李德生对彭勃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李德生认为,经过林彪事件之后,又经过批林整风,八一"文革"初期的许多问题应该重新认识,重新解决。这就冒犯了所谓的"文艺旗手"江青,引起江青的极端不满。江青是很看重电影工作的,自然要力图控制八一厂,通过这些文艺单位制造反革命舆论,为其夺取党和国家的更大权力服务。也就是在这种时候,八一厂有人怀着个人的私欲,给江青打小报告,说八一厂有人揭发《红灯记》,甚至不给《红灯记》剧组好的拍摄设备。这就是江青此次发难的由头。

  当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和李德生陪着江青来到八一厂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了。当时李德生首先让人去叫彭勃。当彭勃急匆匆来到录音棚后,江青劈头盖脸地就训斥了一顿:"彭勃,说轻一点,你是宗派主义,说重一点.你就是反革命。好家伙,你敢揭发《红灯记》 ? 《红灯记》是我搞的,你揭发《红灯记》就是揭发我!揭发我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当时彭勃被江青一连串机关枪似的训斥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还不知道有人给江青打报告这件事。

  因此他只能任凭江青训斥,也不便解释什么,他知道任何解释都是徒劳的。李德生便问江青:"究竟是怎么回事?您给大家说说吧。"叶剑英也说:"你不把问题亮出来,怎么解决呀?"当时那个打小报告的人也在场,江青便对他说:"你说说吧。他们是怎么揭发《红灯记》的?"此人看到事态如此严重,场面如此紧张,不禁浑身冒汗。他只好脱下棉衣,但又冷得浑身打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李先念见状还是给他一个台阶下:"不要脱了,天气冷,小心受凉。"当时录音棚里的确没有暖气,江青见无人替她说话,又不好下台,于是就转了话题,埋怨屋里冷"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冻死呵!"李德生对彭勃说:"换一间暖和点的房子吧。"

  江青夜奔八一厂,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后又提出要国务院文化组派人调查。继续对李德生及八一厂施加压力。李德生一方面要对付来自江青方面的压力,又要做好八一厂的工作,因为当时厂领导的压力更大。李德生和总政副主任田维新专门找彭勃谈了话,当时彭勃同志真是满腹委屈。他在南京曾主持过全市的工作,没想到来到八一厂这1000多人的单位,竟遇到这么大的麻烦。李德生了解到,彭勃同志为了工作是豁出一头的,他的儿子在部队遇车祸牺牲了,母亲也病故了,为了八一厂的工作,他都没有回家去看看。

  这一次,他却对李德生说:"干不了啦,这工作实在是干不了啦,咱惹不起躲得起,你还是让我回部队吧。"面对这位经历过枪林弹雨的老同志,李德生无奈地说"我体谅你的难处,你的艰难处境大家都知道。可即便你回去,就是调一个大军区的司令、政委来,也未必能马上应付得了八一厂的现状"彭勃说:"这里的事情太复杂,我这颗脑袋怕是应付不了啦。"李德生笑了笑说:"我认为你应付得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死也要死在八一厂。谁让你是军人,是党员呢,我们要用党性来工作,要顶得住一切压力,要有这样一种气概,我就不相信你领导不好八一厂!"作为彭勃来说,气话归气话,还得面对现实,克服困难,做好八一厂的工作。经过反复调查,终于弄清了事实。所谓揭发《红灯记》,所谓不给摄制组好的摄影机,都是不存在的。总政正式给周恩来写了报告,陈述了事情的经过。周恩来在1972年4月20日做出公正批示,此事才算平息。但江青对八一厂的横加干涉和无理刁难,并没有就此罢休。
 
  此后,李德生还召集八一厂的许多同志,进行座谈,其中包括田华,李炎这些被解放的艺术家。当李德生握着李炎的手,问他多大岁数的时候,李炎回答后说"年纪不饶人呵,我的眼睛对灯光已经不行了。"李德生鼓励李炎说:"我看你还行,老百姓都喜欢看你扮演的军人形象,你还得好好干呵。"李德生与田华交谈的时候说:"你演的《白毛女》、《党费》曾教育过无数人,你们都要放下包袱好好干,八一厂还得靠你们这些老骨干呵。"后来在1973年整顿八一厂的过程中,也逐步弄清了不少情况。

  如"文革"初期,把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的所谓阴谋杀人夺权黑会,唯一证人所提供的证据是在一棵树上看到陈播、冯毅夫、严寄洲、王冰、张加毅等在宿舍楼内开会。总政工作组找到那棵树,发现那棵树不是很粗,树干也很滑,晚上很难爬上去。为了证实这个问题,还派人登着梯子爬上这棵树进行观察,但无论从哪个角度也看不到那间房子内部的情况。因此"阴谋杀人夺权黑会"是不能成立的。当时,定这些人为"反革命",唯一的依据就是江青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但那个讲话记录中除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外,根本没有举出一件事实来,而是按照江青的逻辑推理推出来的,显然不能做定案的根据。李德生为慎重起见,多次听取了工作组的情况汇报,而后又召开了厂领导和各方代表近50人参加的会议。会议开了20多天,达到了团结的目的。

  会议结束后,总政治部向中央和军委写了报告,同时建议任命王心刚为厂长,彭勃为政委,还提出了副厂长、副政委的任命名单。没想到,这个报告又惹了大麻烦,江青批道:"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为什么撤消八一厂革委会?我不同意,我们4个人坚决不同意。"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同意江青的意见,不同意撤消八一厂革委会。当时,还没有"四人帮"这种称谓,李德生也是第一次看到江青在文字上表明他们4个人的"与众不同",他心里明白,与江青的这场交锋看来是难以回避的。但李德生坚信,自己是按照组织原则办事的,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他立即召集总政党委的同志进行研究,处理中办退回来的文件。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八一厂是军队系统的单位,编制内的成员是现役军人,实行厂长、政委制,完全符合军队领导制度的组织原则。撤消革委会,恢复厂长、政委制,根本牵扯不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的问题。李德生决定,再以总政党委的名义向中央、军委报告,并且陈述了这些过硬的理由。后经周恩来、叶剑英赞同,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江青等人才无法继续作梗。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八一厂的领导干部名单终于在11月得到宣布。

  此后,李德生一直非常关心八一厂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多次派总政文化部的同志去八一厂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后来,八一厂在筹备拍摄电影《闪闪的红星》的时候,李德生还亲自过问剧本和演员的情况。审定扮演潘冬子的小演员祝新运。

  但是江青一伙始终没有放弃对八一厂的控制,以至在一年以后又旧事重提,说八一厂的"领导班子我们不承认,政治局也没有批准。"她有意拉拢王心刚说"我不是反对你王心刚当厂长,给你下不来台的是李德生,他们是打掉革委会、打掉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拿你来当挡箭牌。其实呢,是李德生在整你,叫你作难。"对于江青的话。王心刚只有洗耳恭听,他和大家一样,对江青的为人都是心中有数的。后来江青又谈到彭勃.她恶狠狠地说"我看彭勃就是林彪的黑手,我批评彭勃一句,李德生就为他辩护一句,彭勃是李德生要来的嘛。"很显然江青已经开始罗列罪名,将李德生往林彪的"贼船"上推。

  江青发难之二:催要派力司军装

  1973年7月30日,离"八一建军节"还有两天的时间。这天晚上8点刚过,李德生接到江青打来的一个电话。

  江青说"德生同志,我得要一套军装呵,快到'八一节'了嘛,你也知道我对部队是最有感情的。"

  江青的口气,虽然不是命令的口气,但也不是商量的口气。李德生心里明白,这件事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可从时间上看,显然是紧张了一些。从找师傅,量尺寸,到军装制作完成,毕竟需要一个过程。李德生在少年时代曾在裁缝店当过学徒,这一切他很内行。

  李德生问:"不知道您要什么面料的?"

  江青说:"派力司,法国派力司,别的面料我不要。"

  江青说完,没等李德生再说什么,便把电话撂了。

  江青穿军装,并不是新鲜事。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她在抛头露面的公众场合,基本是军装不离身。她的身边也不可能没有军装。如今,在"八一建军节"前夕,她又突然提出要军装,而且必须是派力司面料的。这不仅是一种颐指气使,同时也是一种刁难。李德生经隐隐约约感到,这件事非同小可,必须认真对待。江青这个人,说话办事有时翻云覆雨,让人摸不着边际,她想做的事情,谁要是提出异议,肯定会出大乱的。因此在政治局中,大家都对她躲让三分。1971年,埃塞俄比亚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访问中国时,带着一只珍贵的宠物狗,江青看见后欣喜万分,后来也弄了一条同样的狗。令人不会想到的是,她在开政
治局会议的时候竟然将狗带进了会场,更令人生气的是那条狗竟在周总理坐的沙发旁边拉了一堆屎。当时李德生急忙招呼服务员,让她撮走了。此时李德生对江青的印象可谓一落千丈。


  通过夜奔八一厂那一幕,李德生对江青的警惕性也越来越高了。当然,他对"四人帮"的认识和斗争,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过去,李德生并不认识江青,也不了解她的情况。"文革"初期,流传她的不少讲话,随便点名,乱加罪名,开始由于不了解情况,还以为她点的这些名可能有什么背景。后来江青点安徽省文联副主席刘秀山的夫人马野林是反革命,而作为安徽省主要领导的李德生,了解的情况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马野林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江青的讲话没有一点根据。此时的李德生便开始觉得江青的讲话太随便,有时竟信口开河,不能随便听信,从那时起便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戒备。

  1969年,李德生到中央工作后,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只是在会议上见见面.工作上接触不多。自从"九·一三"事件后,工作上的交往才多了起来。对于张春桥在军委驻京单位批林整风会议上,特别是对他分管海军批林整风过程中,那种阴阳怪气,那种咄咄逼人,那种强词夺理.那种极左面目,认识逐渐加深。而对于江青,李德生出于对毛泽东的尊重,对她那种飞扬跋扈,狂妄言行,虽然很看不惯,也只能是避而远之,并未更多地往深处想。但有些事情是回避不了的,由于工作上的接触多了起来,矛盾也就凸现出来了。尽管李德生认为自己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表明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在党的生活中是完全正常的,但江青等人却把他视为与他们"对着干",记恨在心。

  如今江青要军装,而且又要得这样急,李德生不知道她又有什么新花招,弄不好还会节外生枝。李德生将警卫参谋倪瑞峰叫到跟前说"小倪呀,你先找总参服务处问一问,看看有没有派力司面料的绿军装。如果没有,马上找刘师傅去做。"倪瑞峰不敢怠慢,很快与总参服务处的杜处长取得了联系,得到的回答是明确的:"根本没有派力司面料的军装。”

  其实,李德生也是存有一丝侥幸心里。万一有呢?那不就省事了吗。现在看来,只有马上着手制作了。时间不等人呵,人也不等人,江青的脾气李德生是心中有数的。李德生只好再给倪瑞峰下命令:"小倪呀,马上去东单找刘师傅,马上着手制作。"

  刘师傅叫什么名字,如今李德生和倪瑞峰谁也回忆不起来了。但刘师傅是专门给毛泽东、周恩来、老帅们做衣服的,这些他们是忘不掉的。据倪瑞峰回忆,刘师傅当时住在东单,他与总参服务处的杜处长和蓝助理专程去了那里。没想到刘师傅的回答更使倪瑞峰失望。刘师傅说"派力司?没有这种料子。别的料子行不行?"

  倪瑞峰说:"不行,首长只要派力司。"

  刘师傅说:"那就没有办法了。"

  倪瑞峰也没有办法,但当他跟李德生汇报后,李德生让他还是想想办法。倪瑞峰跟随李德生多年。他深知首长的性格,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况且这又不是一般的任务。是给江青做军装。如果是其他首长要军装就好办了,倘若急用,从库房里领一套就完事了,只要和体就行。但江青可不是一般的首长,她对穿戴挑剔得很,否则她不会点名要派力司。没了办法的倪瑞峰只好跟杜处长和蓝助理商量,3人商量的结果是找北京市革委会求援,共同完成这项"政治任务"。

  北京市革委会对此非常重视,一位分管工业的副主任立即与倪瑞峰等3人赶到北京针织总厂,并连夜召开专门会议。此时已经是凌晨2点钟了,厂革委会领导以及技术人员研究的结果是:坚决完成这项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部分机器立即停产,单独组织派力司的生产。

  倪瑞峰问:"织出来的派力司是不是绿色的?"

  厂革委会的一位领导说"不,是白色的,还要去印染厂印染。"

  倪瑞峰问:"全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一位科技干部说:"最快也得8月1日上午完成。"

  倪瑞峰心里想,江青在8月1日要穿军装.你8月1日才织完布,染完布,能来得及吗?于是倪瑞峰便说:"这样吧,你们先做好准备,不要织,等候通知吧。"此时的倪瑞峰已经心中有数了,如果在一天多的时间里,织出布,染好布,再做成军装,那只有孙悟空能办得到。

  倪瑞峰回到总政已经是凌晨4点钟了,事关重大,他只能如实向李德生报告。李德生说:"找不到布,就不做嘛,还非得大动干戈?"

  倪瑞峰说:"我已经告诉厂里了,先不要织,等候通知。"

  李德生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说:"小倪呀,我看就不要让针织厂等候通知了吧。你给江青同志的秘书打个电话,把情况说明一下就行了。"

  倪瑞峰高兴地问:"那就不做了?"

  李德生将两手一摊说:"拿什么做?我又没有派力司。"

  倪瑞峰马上与江青的秘书小杨取得了联系。杨秘书原来也是江青的警卫参谋,后改任江青的秘书。因为都是警卫参谋,在大会堂开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们这些人经常在一起聊天,倪瑞峰和杨秘书很熟。他在电话中告诉杨秘书,这一夜基本是在外面奔跑,但也没有跑出什么结果来。也就是说还没有完成首长交给的光荣任务。

  倪瑞峰问:"如果过了八一节,首长的军装还要不要?"

  杨秘书说"江青同志正在休息,等她起床后我再汇报。"

  倪瑞峰说:"如果要,织布、染布,可要有提前量的呀。"

  杨秘书想了一会说"算了吧,基本不要了。"

  这样,奔波了一夜的倪瑞峰才放下心来,他立即向同样没有休息的李德生做了汇报。李德生没有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表示自己已经知道了。但李德生心里清楚得很,这件事江青肯定还会有下文。

  果然,后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的一次会议前,江青就曾阴阳怪气地问过李德生:"李主任呵,我的军装你给做哪去了?"

  李德生感到很突然,便问江青"您不是说不要了吗?"

  江青一边往厅里走,一边说:"是的,我是不要了。我那里还有两套旧军装呢,一样穿,艰苦奋斗嘛。"

  李德生没有再说什么。他知道,说什么也不会说得清。

  江青发难之三:诬蔑李德生是"大军阀"

  1973年8月30日,李德生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这时,"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取得了更多的权力,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满足。特别是江青,因为没有进入常委,对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不满和对立情绪越来越大。对李德生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也是十分不满。


  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建议。其中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李德生到沈阳军区后,日子并不好过。1 974年3月5日,江青发表了"放火烧"的那篇讲话,公然提出要整整军队。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李德生被点名为"大军阀"。李德生来到沈阳军区后,先是住在友谊宾馆。当时因为他的处境不是很妙,很少有人来看望这位党中央副主席、军区司令员,生怕给自己的政治前途带来厄运。经常来李德生住处的只有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魏斌等极少数人。

  当时李德生的信息来源渠道很闭塞,魏斌是军区和省委之间的联络员,因此,每天晚上10点至12点这段时间,李德生都要听魏斌的汇报,掌握社会上的动向。魏斌也几乎是每天都到李德生那里去一趟,他是党办主任,李德生是军区司令,这种工作上的关系谁也不会说什么。后来,魏斌通过地方了解到,北京、吉林、黑龙江等三地的造反组织,计划联合起来到沈阳揪李德生。据可靠消息.黑龙江和吉林的造反派已经行动起来了,并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进入沈阳,再突然在友谊宾馆周围汇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抓走李德生。魏斌在向司令部首长汇报后,又及时到友谊宾馆跟李德生作了汇报。同时建议李德生撤离友谊宾馆,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住。但李德生却说"到别处就安全了吗?他们的耳目多着呢。我不能走,走就是逃跑,看他们能把我怎样。"魏斌说:"司令员,万一出了事,我们负不起责任呵。"李德生说:"我哪里也不去,就住在友谊宾馆,出了事没有你们的责任。"

  军区司令部为此召开了参谋长会议,并且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调一个团到友谊宾馆附近的一个学校里,以应付突然情况。第二,省公安厅组织500民兵,在友谊宾馆附近执行巡逻任务。第三,做好转移准备,将防空地下道进行清理,如出现紧急情况可随时将李德生接走。与此同时,沈阳军区在吉林、黑龙江革委会工作的同志,也给当地造反派做了大量工作.劝阻他们不要到沈阳去。最后。还是有一部分造反派不听劝阻.从几个地点出发汇聚到沈阳。但这些人万万没有想到。在友谊宾馆附近。白天黑夜都有民兵在那里巡逻。后来他们又听到附近的一个学校操场里传来练兵的呼喊声,才知道这是刚刚调来的一个步兵团。由于北京方面的造反派没有及时赶到,吉林、黑龙江只来了一部分造反派,没有形成气候,他们揪斗李德生的计划就此流产。

  "四人帮"一伙在诬陷李德生的同时,对他的家属和子女也没有放过。当时李德生的夫人曹云莲在总政机关工作,在批林批孔过程中,也无辜遭到大会小会的批斗。曹云莲1938年13岁时就参加了八路军,1944年8月与李德生结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他们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历尽磨难。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后,身在困境中的曹云莲无时无刻不惦记着自己的丈夫,她知"四人帮"为了孤立李德生,甚至将他带到沈阳的两个工作人员也强行调回北京,要求他们"揭发"李德生的问题。

  曹云莲所惦记的事情是具体的:他的身体怎样?战争期间留下的伤病有没有复发?他的衣食住行怎样?晚上睡觉还吃不吃安眠药?他的精神状态怎样?来自上上下下的巨大精神压力他能不能顶得住?曹云莲不仅心中惦记着李德生,而且在实际行动中也尽了一个妻子,一个战友的责任。

  在批林批孔最激烈的半年时间里,她几乎每个星期都派自己的女儿晓沪和优优,轮流到沈阳去一次,给父亲送去换洗的衣服以及一些日用品。同时,曹云莲在平时还十分注意收集江青一伙的活动信息,将这些重要的信息写在纸上,让晓沪或优优带给李德生,因为李德生在沈阳很难得到北京的政治信息。当然,传送这些信息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为了保险起见,每次女儿上火车前,曹云莲总给她带上一盒火柴,并且叮嘱女儿,万一发现可疑情况,就到厕所里将所带"材料"烧掉。当时,晓沪和优优还都是十五六岁的初中生,他们星期六晚上从北京乘车去沈阳,星期天晚上再从沈阳乘火车回北京。为了不影响上课.每次她们只能跟父亲草草地见一面,给父亲带去一些家庭的温暖。

  在李德生的子女中,受牵连最严重的是他的二儿子李南征。当时李南征在二炮某基地任副连长.1974年3月,江青"放火烧荒"之后,经王洪文批准,将李南征从外地秘密押解北京,关在一间三面不透风的小屋子里,严密看守,不准家人探望。夏天没有蚊帐.儿子被蚊虫叮咬得浑身红肿;冬天一床薄被,儿子整夜冻得瑟瑟打颤。在长达一年多的关押中,一伙人时不时地对他逼供、诱供.先是逼他"揭发"在家里听到看到的李德生的问题,后来又强令他交代自己有哪些反对"四人帮"的问题。同时大搞内查外调,闹得很凶,明显要从李南征那里找到诬陷李德生的口实。李南征坚持实事求是,一年里什么也没有让他们捞到。

  在被放出之前,曹云莲才获准带最小的女儿优优去看了一次李南征。在见面之前,曹云莲一再叮嘱女儿"看见你二哥,千万不要哭。"当曹云莲看到身体消瘦,胡子拉茬的儿子时,心里一阵酸楚,但她却把眼泪流进了心里。优优也很听母亲的话,从始至终没有掉一滴眼泪。


(责任编辑 周密)

摘自“赤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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