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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海 今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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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结续:笛曲“我是一个兵”的风波

佚名

  从西藏参加剿匪回来后,还没有得到充分地休息,就投入到了己经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去。大跃进、大练钢铁、和人民公社是当时十分神圣的飘舞在中国大地的“三面红旗”。当时有一个响彻云霄的口号是:“以钢为纲,纲举目张”!拥护或反对这个口号和三面红旗,就是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在那个时期,在党的宣传教育下,我也真的相信十年准能超英赶美,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好像就在眼前。这个时期,又有不少干部被打成了右倾,不少人被打倒下台。我们是部队文工团,更要处处政治挂帅,一马当先,带头吃苦,努力工作。我也曾向往能在这火红的年代里穿上“党员”这身大红紫袍,成为一位能显耀政治进步的、受人尊重的、光荣的共产党员。

  1958年,是我在舞台上担任独奏节目的第二个年个头,我在1956年向刘管乐老师学了十二天之后,就开始以老师的曲目《荫中鸟》、《卖菜》、《和平鸽》等作品上台演奏,到了1957年我开始练习着创作了一首笛子独奏曲《布谷鸟来了》,并取得了较好的演奏效果。可我们是部队文工团,领导要求我们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兵、是连队。八个大字的服务总则、方向十分明确,就是“面向连队,为兵服务。”一年十二个月至少也要在连队生活、演出九至十个月。那时,我的演奏虽也能受到欢迎,但演奏的曲目内容却与部队的现实生活不挨边。在下放连队生活时,战士们时常要我演奏一些部队歌曲给他们听,虽然那些歌曲吹起来不像独奏曲那样能充分展示个人的技艺,可是战士们听后那股高兴劲儿,却远远超出我的意料。这时我在想着如何能把部队歌曲改编为独奏曲,把歌曲加进笛子的技艺,变成战士们一听就能懂,能引起他们的哄呜,同时又能展示笛子的特色和艺术魅力。于是我就首先选定了《我是一个兵》这首歌曲作为起点进行改编。经过多次的修改、试吹,并多次听取战友们的意见,到1958年秋基本成型。

  那时,我们正在重庆的解放军剧院为驻渝部队演出,那正是大跃进、大练钢铁的火一般燃烧的年代,每天要演出三到四场,早上十点半,中午两点,下午五点,晚上八点。每当部队(观众)退出、进场之际,就是我们的休息、吃饭的时间。演员们从早上化好装之后,一直到晚间十一点才能卸去,不少同志,特别是女同志的脸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伤。睡眠是十分地不足,不少同志都时常在短暂地“候场”之时就不由自主地呼呼入睡了。

  我的独奏节目是演出中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固定的舞台流水的观众,虽然观众在不断的更换,可是,我对每场反来复去地都演出同样的曲子,心里总是不满足。一天,我请领导审查我改编的独奏曲《我是一个兵》,不想竟然被顺利地通过,同意上演了。我虽然对演出效果没有多少把握,但对能够实践自己的新作,心里是十分高兴地。当天晚上的演出,作为欢迎时的加演曲目我第一次演奏了此曲。意想不到的是,竟受到了全场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掌声的热烈程度,是我们演出中难以见到的。就此一曲竟然连续演奏了三次,才平息了观众呼号和掌声。可是我却根本没有想到,当我还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际,而攻击、批判的风波在当夜就猛然发生了;

  当晚演出回驻地吃罢了夜宵,我怀着成功的喜悦躺在床上不久就安然入睡了,次日晨,一声长而响亮的起床哨音把我从梦中惊醒,我翻身起来,端着洗脸盆要下一楼去洗漱,可当我刚刚走下楼梯,进入一楼的通道时,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约有二十米长的通道两则,竟全都贴满了大字报。而大字报的内容,又全都是针我的演出曲目《我是一个兵》的。那时,我真是被这突如其来的风波,袭击的不知如何是好。我急忙洗漱完毕,直奔苏保华政委的住处。看来他己知此事,见我来就先开口说:“你不要慌,先去看看大字报再说,群众的意见和看法,对的就接受,不正确的就‘无则加勉’。演出曲目是领导审查同意的,你怕什么?”

  我从政委房中出来,就直奔楼道内去看大字报,我一面读着大字报,不由愤气胸中而生,这那里是学术之争,这完全是要一棒打死,不仅是批判《我》曲是非驴非马,即不是变奏曲,也没有正规的曲式结构,歪曲了兵的形象。而且还批判说:“此曲的出笼,是个人名利,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的充分表现。”每一张大字报的结尾,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呼声:“要求党委、团领导,立即停止《我》曲的上演。”

  当天的演出我就主动没有加演《我是一个兵》,不想前天的几场演奏影响,己经在观众中传了开来。所以,观众欢迎我加演曲目时,见我总不吹奏《我》曲,台下就“我是一个兵!我是一个兵!”的呼喊了起来。可我始终还是不敢自越雷池,自作主张去走上台去演奏。

  晚上回到驻地,苏政委把我叫去说:“你今天怎么不吹《我是一个兵》?”我没有回答,但他己完全看出了我还是想不通,思想在顶牛。他又接着说:“明天你还照样给我演,我不管牛呀马呀的,部队欢迎就是好的,非驴非马就是骡子,有什么不好?你演你的,有事党委顶着,群众的工作我们来做,你不要再多想了……”。

  说来也怪,苏政委和我谈话之后,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楼道内的大字报就一下子不翼而飞了,既然党委书记、团的领导,没有批判《我》曲的意思,那么是谁又有如此的能耐,号召群众在一夜之间写出那么多的、异口同声的大字报呢?至今对我仍然是个难解之谜。

  《我是一个兵》虽然取得了演出的许可,但我的心里还是没有底,因为我没有读过专业学院,对作曲理论知之太少,因此我时常自问:“我这样标新立异的,用队列歌曲改编为独奏曲,这种作法正确吗?会不会犯作曲的法规?”这时我也暗下决心,今后要尽一切可能,学习作曲和音乐理论,一定要改变这种被人嘲讽、讥笑和看不起。

  在重庆解放军剧院演出的后期,有一天晚上,来了中央的一位部长观看演出,演出中我的《我是一个兵》仍然是连奏两次,极受欢迎。演出结束后谢幕,那位部长走上台来接见演员,当走到我面前,握着我的手时,十分高兴地鼓励说:“你这个独奏节目好,很好,明年(国庆十周年大庆)拿到北京一定能放个‘卫星’!”这位部长的话是当着大家的面讲的,所有的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从此我就放下心,以为有了首长们的评荐,团领导的认可和观众的欢迎,以后再不会有人说三道四了。

  1959年的6月,全军举行第二届文艺会演,我带着我的两首作品《布谷鸟来了》和《我是一个兵》参加会演。出发之前,我的心情有些不安,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大规模的会演,能否取得好成绩心中一点都有没有把握。不过,那时我还年青,再说,艺术上还是“一穷二白”没有成就,所以思想上的压力并不大,完全能做到轻装上阵和全力以赴。

  演出之后,我并没有估计到会有那样好的效果,会得到那样令人兴奋的评论;著名老作曲家时乐蒙同志评论说:“……成都军区胡结续同志的《笛子独奏》无疑是这次会演中最优秀的节目之一。”总政文艺处邓斌处长说:“胡结续的笛子独奏真是吹到家了,有激情、有气势、音色明亮高昂,有战士那种生龙活虎劲儿。”这次会演我可真是一炮打响,扬名于外,来求学者不绝,会刊、人民音乐、光明日报等都先后有人撰文赞扬。

  会演结束回到成都不久,大约是八月上旬,总政又来了调令,调《笛子独奏》这个节目参加全军组成的“解放军联合歌舞团”,为庆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演出。这是成都军区唯一被选取的一个节目,我又带着《我是一个兵》、《布谷鸟来了》去了北京。

  解放军联合歌舞团,是由总政治部组建的,节目都是从第二届文艺会演中,各军区的优秀节目中选拔而来的。以新疆、济南军区文工团为基础,负责组台,总政文艺处直接领导和安排吃、住、交通、排练和演出。每天十分忙碌,今天中南海,明天大会堂,给中外宾客和中央、军委的首长们演出不断。虽然十分辛苦,但那时的心情极为高兴。那是我一生中首次品尝到了人生的价值和事业成功所带来的荣誉感和喜悦。

  在京期间,最令我难忘的是;观看国庆大游行的演练和首次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贺国庆十周年”的国晏盛会。国庆节的前一个晚上我们一行人参加完中南海,为中央首长举行舞会之后,已是深夜一点多钟,这时我们被人带领着,拐弯抹角地,最后由故宫里面来到了天安门的观礼台上。站在高高的观礼台上举目下望,一下子就令我振奋起来;虽然首都的九月末,仍是冷气逼人,特别是夜半更深,其寒意可想而知。可是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大道,却灯火通明如同白昼,在五彩缤纷的灯光照耀下,一眼望不尽的游行队列,整齐而有序地在操练着,工人队列、农民方块、学生队列、文艺队列……一队队一列列不断地,从观礼台、天安门广场走过。顿时一股激动的心情从我胸中悠然而生。此时真的感到祖国的伟大,人民的可受和身为一名中国公民的骄傲和自豪。回到住地己是凌晨三点,可我却还是睡意全无,仍久久地停留在兴奋地美好回忆之中……。

  为了建国十周年的大庆,北京以人民大会堂为中心的十大建筑,都要在节前竣工。那时北京的变化真正是日新月异,下午我们路经前门去演出,还看到有轨的电车在运行,可演出结束回来时就再也看不到踪影。长安大道两旁的路灯,就像变魔术一样,一夜之间就全然变成了五彩缤纷,光彩夺目的新灯。人民大会堂的竣工,特别令人关注,国内外的众多贵宾,都先后参观一睹为快。我们解放军联合歌舞团,因为都是来至各军区优秀的文艺代表,所以我们有幸成为最先参观者之一。能优先参观我己觉十分有幸,更没有想到的是,在这里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第一次盛大国晏,我竟然也被应邀参加了。

  这件事我终生难忘,那天天气好像格外明媚,吃罢早餐我正准备进行基本功训练,突然被乐队的王队长叫到团部,在场的有内蒙、广卅、新疆、济南等军区的几位主要演员。总政的一名干部说:“你们几位将十分荣幸地,作为全军外地文艺代表,应邀参加国庆盛大晏会,这是你们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接着又讲了一些规定和注意事项。最后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并不十分华丽、纸张也不很高级的请柬,我接过后下意识地打开来看,“周恩来”三个字猛然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不由快速跳动起来,这张请柬不是普通的请柬,而是由敬重的周总理签发的。我真是高兴极了,可我并没有显露形色,控制着心头的激动,安然离开了团部。

  我们由总政那位领队带着,一个个亮过请柬,走进南大门,又登上二楼进入晏会大厅。来宾己很多,都规规矩矩地按照编排定的桌子位置坐好,静待中央首长的到来。我坐的那一桌,只有一个相识的人,可平日并没有交往,我坐在那里无话可与人说,只是东瞧西看地在消磨着时间。

  突然掌声四起,我看到毛主席和所有的中央首长们,依次进入大厅,我的眼睛无法顾及别的首长,目不转睛地只盯着毛主席,当主席走到一个桌前停下来时,又高高举起右臂频频向四周的人们招手致意,大约有一分钟之久,会场才渐渐安静,毛主席坐了下来。我坐的桌子和毛主席的桌子只相隔三排,一切尽收眼底。我高兴而有激动,我知道这是对我们边远地区的特别关照,总政的特意排。

  一面听着周恩来总理的讲话,一面礼节性地品尝着菜肴,说实话,宴会上所用的盘、碗等餐具虽然十分讲究,可就饭菜而言并无什么令人感到特别之处。令我最满意的是那种黄色味甜的饮料。我以为是桔子水,又凉爽又可口,喝了一杯又一杯,不想渐渐觉得头脑昏晕起来,而且双肩和背心还有些发麻,有些像喝醉酒的感觉。我有些紧张起来,于是就尽力控制住自己稳坐下来,双眼微闭,放慢呼吸,调理自己。突然又掌声四起,大家都站了起来,原来宴会己经结束。大家目送中央首长走出宴会大厅,我们这才十分有序地离去。

  参加全军联合歌舞团是光荣的,演出也是十分成功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全国还没有电视台),也对我进行了采访、录音并多次向全国播放介绍,我的名子也渐渐地被全国的广大听众和同行们所熟悉。《我是一个兵》、《布谷鸟来了》这两首作品也渐渐在全国流行开来……。

  国庆之后我返回到成都,可我没有想到,走进我们团的大院,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到处死气沉沉,没有了往日火热的排演、训练,更难见同志们之间以往那种青年人的欢笑喜谈。等待我的并不是热情的欢迎、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更没有表扬和庆贺,而是又一场残酷地政治运动的开始,也是我受批挨整的延续。

摘自“笛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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