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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下的“皇亲国戚”

——贺怡和她的父亲隐蔽在赣州的岁月

作者:钟东林 文章来源:中国红色旅游网


  毛泽东说:做我们的亲戚太难了……
  ——转引自《新民晚报》1994年8月28日

  黄土,掩埋了“国丈”的忠骨,却埋不住那段悲壮的岁月。往事,如烟如雾飘散,后人也许将渐渐淡忘,历史却永远不会忘记。
   在千里赣江的源头,历史文化名城——赣州的近郊:湖边乡岗边排,青青芳草掩映着一座极为普通的坟冢。一圈无声的砖石,划出生命的句号。死去的灵魂同那个时代一同沉到地底下去了。墓碑默默,深藏着半个多世纪前的苦悲,花开花谢,黄土堆盖满了旧事的青苔。奔流不息的赣江,潮涨潮落,那拍岸的涛声,似用沉重雄浑的声音在问:
  “是谁?……是谁?”
  青山不语。江风无言。
  在那把人奉为神的年代,“毛泽东”作为当代中国天上的太阳、人间的救星,对于他作为正常人的普通生活尤其是有关婚恋家庭的方方面面,那是一个神秘的“黑匣子”,是布满地雷的“禁区”,特别是那位不可一世的“亲密战友”、“英雄旗手”活跃在中国政坛的年代,人们更是讳莫如深,既怕犯忌,更怕对光芒万丈的太阳、完美无缺的领袖有所“亵渎”。
  当毛泽东逐渐走下“神坛”,从隔膜的“天国”回到火热的人间,“下凡”的毛泽东离人民越来越近时,人们开始讨论这不太引人注目的坟墓,议论这墓中常眠的主人。然而议论归议论,知情人心中有数,不知情人半信半疑。
  1984年清明。乌云擦拭着眼泪。墓碑已长出深深的皱纹。一位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福建省副省长,当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的老人,千里迢迢,专程前来凭吊长眠墓中的魂灵。春雨濛濛,那么细密,缠缠绵绵,编织着一种思绪,每根雨丝都是一根心弦。白发老人打伞的手微微颤动,颤动的手,把心事弹得很疼,很疼。
  这位打伞的老人,名叫贺敏学。这个贺敏学,就是毛主席在《西江月?井冈山》一词中“黄洋界上炮声隆”保卫井冈山斗争中的炮手。仅有两发炮弹,还有一发是臭弹,只响了一发,轰隆一声,就把敌人吓跑了。他是贺子珍、贺怡的大哥,是毛泽东、毛泽覃的大舅子,而墓中长眠的正是他的亲生父亲、毛氏兄弟的泰山——贺焕文。人们怎么也不会把这不显山不显水的平凡堆与这样一位不平常的人物联在一起。这是“国丈”之墓啊!
  沿用当地农民的说法,墓中长眠的是“毛泽东的老丈人”。那可是“皇亲”。岗边排这可是风水宝地。这位“国丈”——贺焕文,祖籍江西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了他祖父这一辈,成了永新望族,家产丰厚,买下了二百来亩茶林和二十亩土地。家中富裕起来,贺焕文也就上了私塾,知书识字,成了读书人。那时,花钱可以买官,贺焕文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县长。贺焕文官运不通,当县长时间不长,便被撤职回到永新,且前妻欧阳氏不幸去世,娶了广东姑娘杜秀(一作温士秀)为续弦。杜秀长得俏丽,识文断字,在祖籍广东梅县也算是大家闺秀,因其父遭厄运,不得不随父迁往永新。丢了县长的贺焕文在永新衙门当了个“刑门师爷”,却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被关入大牢。为赎他出狱,家产几乎卖尽,从此家道中落(其时1914年,贺子珍年仅4岁)。
  出狱后的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再不过问仕途。用今天的时髦话进,毅然“下海”经商。他在永新县城南开了一小店,经营杂货生意,取名“海天春”。这是一片极典型的南国杂货铺,滨临禾水,屋舍低矮,两根柱子顶着屋檐,撑着一个突出街面的骑楼。传说,有个知名的风水先生,一天在这铺子前后左右绕了三圈。别人问他,他一声不吭就走了。怪的是,第二天,那个先生又来了,围着铺子东望西瞧,左转右转,还是一声不吭。这下急坏了贺老爹,好烟好茶赶忙招待,问长问短。问了半天,这老先生才意味深长地说:“屋舍虽破,两柱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贺老爹还要问个究意,老先生推托“天机不可泄露”,便匆匆抽身走了。
  “不进钱财出人才”,这话竟被先生言中。贺焕文娶了杜秀,生下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大革命后赫赫有名的“永新三贺”,便是指贺家三兄妹。
大哥贺敏学,聪敏好学,武艺高强,与后来上了井冈山的袁文才是同班同学。大革命前,就是永新禾川中学的学生领袖;1926年入党,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长女贺桂圆,1910年中秋节出生。恰逢桂花飘香,圆月当空,于是取了雅号“桂圆”。上学后,她自己取名“自珍”。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1925年,贺子珍担任了永新第一任青年团支部书记;北伐军经过永新时,国共合作,年仅16岁的贺子珍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十分活跃的人物;1927年先后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和吉安特委妇委组织部长;1928年夏,红军“三打永新”之后,特殊的环境,共同的事业,贺子珍成了毛泽东的戎马伴侣、患难夫妻。
  贺银圆也就是贺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小精明泼辣,机智伶俐。早在永新福音小学念书时,就与姐姐贺子珍一起与教会党的洋先生作斗争,组织悼念“国父”孙中山先生。1927年7月吉安事变,永新县城门紧闭,贺怡来不及出城,面对敌人的大搜捕,她姑母从元亨利绸布店借了一整匹布,她把布缠在身上,乘着漆黑的夜色,敏捷地从城堞上吊下去,免了杀身之祸。1931年7月20日她在东固与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结婚。于是,贺家两姐妹嫁给了毛氏两兄弟,贺怡既是毛泽东的弟媳,又是他的小姨。
这是墓中的贺焕文乃是毛泽东、毛泽覃兄弟的老丈人!中国人是非常重视坟墓的。不仅要选一块风水宝地,讲究把坟场修得和死者的身分、地位相称,有条件的还必须认祖归宗。贺焕文为什么客死他乡,葬身赣州?

  “鸽子飞了”,红军走了。走的艰险重重,留的生死未卜。苏区军民经历着战斗失利、骨肉分离的双重煎熬。贺子珍撕肝裂肺割舍亲骨肉,贺焕文一家四口留在赣南
  肃穆的瑞金白塔,呜咽的于河古渡。
  秋风,落叶。一抹滴血的晚霞。
  历史,用血染泪浸的沉重之笔记载着:
  193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危难之秋——由于王明“左”的错误,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主力红军被迫被行战略转移。
  红旗飘,
  军号响,
  子弟兵,
  别故乡,
  王明路线滔天罪,
  战略转移去远方。
  由兴国籍将军肖华创作的《长征》组歌,一开始便把人们的思绪带回那血雨腥风、生离死别的峥嵘岁月。
  在广昌前线,炮火连天,红军战士血流成河的第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日子里,红都瑞京(金)沙洲坝也连连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央苏区的党政机关不得不进行第三次搬迁。经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连续打击的毛泽东,党内、军内职务均已被剥夺一空,只剩空架子的政府主席。1934年7月,他与贺子珍带着三岁的“小毛”,离开了自1933年4月起生活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沙洲坝元太屋,迁到瑞金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一座青瓦黄墙古寺。古寺建于1857年,占地约300平方米,寺门口有一对联:“云山日永新如昼,古寺林深不老春”。毛泽东住在左厢房,一位法号“乐能”的和尚留住右厢房。开始,警卫人员要和尚搬走,毛泽东连忙制止:“他们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岂有反客为主之理?”于是,彼此相安而居。中间佛殿亦有一联:“云拥如来此地无殊天竺地,石磨直性几人直步卖花人”。
  在这里,毛泽东和朱德于1934年7月15日共同签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也是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坚持敌后游击战》。已经无权过问最高决策的毛泽东在这里与又身怀有孕的贺子珍和呀呀学语的儿子小毛过了一段难得的清静生活。毛泽东常坐在寺后大樟树下圆圆的石凳上读书,兴致好时,还会用铅笔随手给儿子画上几笔有趣的东西或讲一两段故事,甚至还和警卫员吴吉清带着小毛到草丛里、田埂上抓蚱蜢、捉蜻蜓,逗得小毛拍着巴掌,咧开小嘴咯咯地笑。贺子珍则用自己的旧军装精心为小毛缝制了一套灰色小军装,一顶小小八角帽,帽上还缀上一颗红五星。毛泽东赞美地对贺子珍说:“嗬,我们的小红军!”常常两人牵着小毛的手,散步聊天。
  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姻生活并不协调。毛泽东属于那种深沉、刚毅,有时甚至刚愎自用,具有阳刚之气的人,惟有那种婉柔、贤淑、温顺、聪颖的女性才能与之互补。而贺子珍的性格与毛泽东有太多的相似。她是一个事业心极强的女人,有着挥刀上阵的男子汉气质,争强好胜,性格刚毅。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我们两个人,一个是铁,一个是钢,谁都不让谁。钢铁相碰响叮当!”然而,他们的感情是在战火中孕育生长的,尽管有过矛盾,有过误解,但他们是真诚相爱的,在彼此的依存中共度岁月,是相濡以沫的戎马伴侣、患难夫妻。1982年,贺子珍在回忆她与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说:“毛泽东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的性格有豁达豪爽的一面……”第三次反围剿时,在兴国县的高兴圩,敌人的一颗炸弹在贺子珍及古柏的夫人曾碧漪身边爆炸,两人当时都失去了知觉,等她们苏醒过来赶上队伍,已是第二天黎明了。毛泽东看到她们平安归来,又惊又喜,诙谐地说:“通讯员向我报告说,亲眼看到你们被炸弹炸死了。我还打算战斗结束后,为你们开个追掉会。你们这是人回来了,还是鬼回来了?”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贺子珍说:“我们不但人回来了,文件箱也平安回来了。”事后,毛泽东对贺子珍充满深情地说:“我还以为这回连你的尸骨都找不回来了。敌人要认出这是我的老婆,还不拿你的头去领赏呀!”尤其是小毛的出现,使他们的感情更加融洽,更加刻骨铭心。1932年10月宁都会议,把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的军权剥夺了。痛苦的毛泽东会后南行两天,在瑞金连脚也未落,继续东行,到达福建汀州(长汀)。毛泽东直奔福音医院看望老朋友傅连璋。
  “毛泽东,恭喜!恭喜你喜得贵子!”傅连璋一见面便连声对毛泽东说道。原来14天前,贺子珍在医院生下一男孩。在傅院长带领下,毛泽东见他们母子平安,烦闷的心境得到暂时的宽慰。当时,贺子珍患痢疾,请了个奶妈。奶妈是江西人,习惯地喊孩子“毛毛”。这样一来,孩子的奶名便叫“小毛”。毛泽东听了,大笑道:“这倒是一语双关!人家喊我‘老毛’我的儿子不就成了‘小毛’!”在笑声中,毛泽东给儿子取了大名,叫做“毛岸红”。岸是沿用了岸英、岸青、岸龙的“岸”字辈,红则是生于红区,长大了当红军,继承红色事业之意。转眼,小毛已是三岁,而且打扮得像个小红军,这是毛泽东、贺子珍两人爱的结晶。
  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离开云山古寺,前往于都,贺子珍带着小毛送到云石山下。小毛喊道:“爸爸,带我一块儿去。清清(指吴吉清)背我!”毛泽东抱起小毛,亲了亲说:“爸爸有任务,你跟妈妈在这里。”并把孩子交给贺子珍,嘱咐了几句,便返身走了。10月18日,贺子珍接到通知,调到卫生部干部休养连,随军转移。几乎就在同时,她接到毛泽东在于都出发,不再回瑞金的来信。下午3点队伍就要出发,时间迫在眉睫。她销毁了文件,准备好干粮,对伤病员作了部署,接下来要干一件最不忍心却不得不干的事:小毛无法随军行动,必须把他托付给留在苏区的妹妹。“哒哒”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毛泽覃、贺怡两人飞马前来。贺子珍也不及寒暄,开门见山地说:“润之来信了,他在于都等着我。小毛只能托付给你们了!”气宇轩昂、不满30岁的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动情地说:“珍嫂,你放心。你到于都见了哥哥,请他也放心。你们要保重!”说到这里,七尺汉子也声泪俱下。贺子珍强忍悲痛,抱着小毛,说:“小毛,快叫叔叔,婶婶。他们带你去坐大马……”不谙世事的小毛转动着眼珠,问:“妈妈,你去不去?”“妈会来的!”“妈妈,你要快来呀!”贺子珍挥挥手,要妹妹、妹夫上马。已上马背的小毛咂着嘴,贺子珍再也看不下去了,猛地调过脸去,泪水潸然流下。当他们走远之后,撕肝裂胆的贺子珍哭得死去活来……
10月18日,41岁的毛泽东渡过于都河。作为中央政府主席,他被编在首脑机关第一纵队。党内、军内都无职权的他只是随员而已。当他走上浮桥时,正是夕阳西下,如血残阳照在于都河上,江里流淌着痛失苏区的凄楚的血泪。这对一个开创中央苏区的领袖来说,其痛苦是难以言状的。
  几天之后,当贺子珍在征途上赶上毛泽东,告诉他小毛已托付泽覃弟和怡妹代管时,同样承受骨肉分离苦痛的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小毛交给他叔叔、婶婶,过几天会习惯的。等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再回去接他。现在不允许我们带上孩子打仗。我们吃苦是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下一代的幸福啊!”
  秋风秋雨愁煞人。走的艰险重重,前途难料;留的更是凶多吉少,生死未卜。然而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在党旗下宣过誓把一切献给党的共产党员,不论走与留,都无怨无悔。

   留下的中央分局,有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五人。这五人中,瞿秋白是“二苏大”后才到苏区,还不满十个月,他感到莫名的痛苦,但他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他将自己的一匹好马和身强力壮的马夫跟徐特立走。此外,中共“一大”代表,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一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年近花甲的何叔衡也留下来了。在与战友们惜别时,他脱下女儿为他编织的毛衣送给林伯渠,供林老在征途中御寒。曾经留学比利时、法国、苏联的早期党员、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刘伯坚留下来了,他站在于都河边含泪为叶剑英等战友送行。还有邓、毛、谢、古中的毛(泽覃)、古(柏)被留下来了。贺家三兄妹,除贺子珍入休养连,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与毛泽覃都被留下来了,他们的父母,贺焕文、杜秀就更属留下之列了。留下的贺氏家族,命运究竟如何呢?

  多难的红土地,血雨腥风。舍小家为国家满门革命的贺氏一家。“水西佬”危难受命,刘少奇、项英当面托付重任
  尽管是走,是留人马的确定,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名单的圈定,带着博古以人划线的宗派成分和“左”的偏见,一般人已无力回天。但是,除了留下的肩负着特殊使命的红军将士,还留下了多少襁褓中的婴儿,留下了多少割不断的夫妻、母子、手足之间的骨肉深情。共产党也是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裕,贺子珍、贺怡出生之初,取名“桂圆”、“银圆”,就是寄托着温馨、团圆的美好愿望。然而,严峻的现实,非常年代,忠、孝难以两全,家、国难以两圆。
  尽管撤离是那样匆忙,为了做好人员安置,有着丰富白区工作经验的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临危不乱,作了许多部署和安排,特别是挑选了一批熟悉当地情况、办事灵活、能力较强的干部留在苏区。浑名“水西佬”的王贤选就是其中之一。10月14日,刘少奇找来担任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央苦力运输工会委员长的王贤选,传达组织上关于将他留下并任赣县县委书记的决定,要求他保存好赣水沿江党的力量,将苏区政府三百多条木船交给党员船工,疏散隐蔽,坚持地下斗争,同时还有一项特殊使命,安置保护一批中央领导同志的家眷老小。对这一特殊任务,作为留在苏区中央分局书记项英作了更为具体的安排,他要求王贤选选五条木船,船员必须是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并明确指定其中要有一个没有家属、一个家属有奶水的。保护对象是贺怡母女及她的父母贺焕文、杜秀夫妇,同时还有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四岁的儿子刘豹。
  王贤选是一名闯过大江大河,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他原名王中仁,王贤选是在苏区工作后改的,家住赣州水西龙庄上。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龙庄上就在赣江边,十之八九都是靠这生命之河谋生。不说人人都是浪里蛟龙,也都自幼在波涛里沉浮挣扎。他从小以放排撑船为业,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在鼎鼎大名的陈赞贤的号令下加入了赣州船排工会并领头组织了水西木排工会。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赣县木船工会主席当到江西省木船工会主席、中央政府赣江办事处主任、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家乡和赣江流域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现在面对少奇、项英的重托,他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三百条木船分散隐蔽,固然困难不少,而掩护领导亲属更是事关重大,非同儿戏。更何况对贺怡一家不但交往多、人员熟,而且由于其特殊的身分和经历,他一向很敬佩他们。
  1933年秋至1934年初,在紧锣密鼓筹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期间,红都瑞金大兴土木,坐落在沙洲坝老茶亭的“中央大礼堂”、叶坪红军广场上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等建筑搞得热火朝天,以至今天人们发现,若把当年的构思布局与今日北京天安门前的建筑作一比较,那简直就是瑞金的“天安门广场”。承担水上运输的王贤选和苏区中央局的秘书长、“二苏大”筹委会的秘书毛泽覃有着频繁的工作交往,并由此结识了贺怡及其父母。当时,贺焕文、杜秀老两口住在瑞金城西塔下寺村。自1931年7月20日担任“永吉泰”中心县保卫局长的贺怡与在大庾战斗中受伤,一边担任东固区委书记,一边养伤的毛泽覃结婚后,毛、贺两家可谓亲上加亲。此时,贺焕文与杜秀所生六个子女中,三子贺振敏、小女贺先圆(又名贺仙妩)已在永新暴动后死于战乱。贺子珍、贺怡姐妹先后嫁给了毛泽东、毛泽覃兄弟,儿子贺敏学、贺敏仁也都投身红军,而贺焕文前妻所生贺敏萱在战乱中回到老家吉安清原山中做了斋公,暗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满门革命、红了二代的贺家在永新显然树大招风、难以扎根。为了国家,只有舍弃小家,老两口一直伴着女儿贺怡东奔西走,背井离乡。这样一对令人尊敬的革命老人,总是把红军战士看成是自己的儿女一样。王贤选每次到他们家去,都得到极为热情的款待,就像走到了自己的家里,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一样。尤其令王贤选难以忘怀的是,由于博古来到中央苏区,批了福建的罗明路线,又批江西的邓、毛、谢、古。最上层的斗争,王贤选并不知其内幕,但大张旗鼓、火药味很浓地反邓、毛、谢、古的残酷斗争,他是亲眼看到过。邓、毛、谢、古有口难辩,撤职罢官,责令劳动。连当时担任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贺怡,因拒绝与毛泽覃划清界限,揭发他的“反党”罪行,也受到株连,幸亏董必武出面力保,才将开除党籍改为党内警告,最后还是撤了职送党校,放到区里观“后效”。一天,贺怡带着一肚子委屈来到姐姐贺子珍家哭诉自己的遭遇,哭诉哥哥贺敏学也被撤了红二十四师代师长的职务,关进红军大学接受审查。贺子珍不时抹着眼泪,毛泽东却冷静、严峻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王贤选觉得他们夫妻受的委屈这么大,打击这么重,但后来回到瑞金,重新安排工作后,却无怨无悔、一如既往。想到这里,本来完全可以跟随部队转移的王贤选,二话没说,向刘少奇、项英表示,哪怕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要坚决完成组织交给的重任。
  黄尘漫漫人去远,乌云滚滚又重来。主力红军一走,苏区形势急骤恶化。
  早在四五月间,由于广昌的失守,中英苏区北线门户洞开,南线筠门岭被粤军占领。到10月上旬,北路之敌便向兴国、石城、长汀、会昌进攻。
  10月26日,敌占宁都;
  11月7日,敌占瑞金;
  11月17日,敌战于都;
  11月23日,敌占会昌。
  至此中央苏区的县城全部陷入敌手。
  1934年11月2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载:“中央社二十日上海专电、南昌电:蒋委员长以宁都、石城、兴国、瑞金、于都、会昌六县匪化最深,决划为特别区,设政治局,赣省府遵令拟具施政纲要。”蒋介石对“匪化最深”的赣南“整治”,首先一着,便是每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清剿”。“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种”。穷凶极恶的反动派和卷土重来的“还乡团”、“铲共团”,以十倍仇恨、百倍疯狂报复苏区军民。多难的红土地,血雨腥风,无数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活埋、挖心、肢解、碎割,真是惨绝人寰?连蒋介石在其《剿匪报告》中亦写道:“剿匪之地,百物荡尽,一望荒凉,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舍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据史料载,瑞金被杀的达12万人,宁都被杀绝的有8300多户,闽西遭杀绝的达4万余户。更为阴险歹毒的整顿保甲制度,实行“一人通‘匪’,十家连坐;一家窝‘匪’,十家同祸”的联保联坐法,到处张贴“凡通匪、济匪、窝匪者,一律格杀勿论”的布告。黑云压城,暗无天日,面对如此严重的敌情,恶劣的环境,残酷的斗争,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水西佬”有何高招,贺氏一家往何处去呢?

  “龙种”小毛下落不明。风雪中,毛泽覃、刘伯坚马背托孤。急流里,“水西佬”驾起“皇亲国戚”的命运之舟
  发誓“挖地三尺、斩草除根”的敌人从北、东、西三方面向内紧缩,并以集团兵力据守各个县城和交通要道,用堡垒封锁的方法,将根据地广大地区分割成许多小块,像梳头发似的一遍遍进行“清剿”,得而复失的红色江山,眼巴巴看着凶残的敌人手操屠刀任间宰割,红区军民的心也在滴血啊。已经身处魄恐怖中的毛泽覃、贺怡夫妇,首先担忧的是毛泽东、贺子珍的骨肉“小毛”的安危,因为贺子珍已经失去了一个“千金”。那是1929年,红军撤离龙岩时,贺子珍把女儿抱到联系好的一位大嫂家,并留下了15块银元。当时贺子珍对大嫂说:“拜托你了,我们以后会回来接的。”1932年4月,红军再次打下龙岩,毛泽民按照嫂子的记述,找到昔日的那位大嫂打听孩子的下落,可得到的回答是:孩子不幸夭亡,已不在人世了。而且这次留下小毛,贺子珍开始死活不依,坚持“我要自己带,背着小毛行军”。父亲贺焕文提醒她:“上边规定,出发不准带小孩。”母亲也阻止她:“子珍不要逞能,你打蛮背得了小毛,那肚子里的怎么办?都好几个月了吧?”贺子珍急得都哭了。当时同样身怀六甲的妹妹贺怡抱着姐姐,放声痛哭。哭完了还是为姐姐抹去眼泪:“你们放心去吧,我和泽覃,还有爸妈,把小毛交给我们。”贺子珍留下小毛实在是心不甘,情不愿,迫于无奈的选择。因此一听说小毛的奶妈家已经沦陷,做外公外婆的贺焕文夫妇就急得不得了。他们生怕走漏风声,带来不侧。毛泽覃赶忙把小毛从奶妈家接出,秘密转到瑞金一个警卫员家中。
  安顿好小毛之后,随着红军部队到处打游击的毛泽覃、刘伯坚眼看形势越来越严峻,觉得也必须把两个孩子作出妥善安排。在瑞(金)于(都)会(昌)交界的三角地带,他们找来了王贤选。王贤选自从刘少奇、项英面授重托之后,便开始物色人选。现在听说要安顿两个孩子,他马上汇报说:他已在瑞金籍党员船工中打好招呼:刘豹准备安置在武阳赖逢达船,他们以父子相称。毛泽覃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尚未取名,毛泽覃望了望漫天纷纷扬扬、落地无声的雪花,对王贤选说:“孩子就叫雪英吧。”王贤选接着说:“雪英准备交给全总通讯员刘木生的哥哥刘老大抚养。刘老大妻子不久前也生了一个女孩,不幸夭折,正好做雪英的奶妈。”
  孩子毕竟还小,改名换姓容易隐蔽下来,相对来说好安置。摆在毛泽覃、王贤选面前的难题是,如何安置好刚分娩不久的贺怡和年事已高的贺焕文、杜秀。老在这越缩越小的根据地里转圈子,绝不是长久之计。他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台风的中心往往比外围风力小得多。于是他们决定,把贺怡及其父母安插到反动势力的大本营、红军多次攻打都未打下的白区中心城市——赣州,并且详细商议了一番措施和打算。至此,毛泽覃才深情地拉着贺怡的手说:“这一别,不知何时相见,也不知哪个能活下来,孩子托付给乡亲,父母就靠你照应了,你要多加保重!”说完,他和刘伯坚跃上马背,策马而去。
  没有鲜花,也用不着鲜花,没有美酒,也用不着美酒。革命生涯常分手,但是这回疆场告别,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想不到,离别成了永别;而且,由于毛泽覃的遇难以及那位收养小毛的警卫员的牺牲,小毛从此下落不明。次日,刘豹随“父亲”赖逢达回武阳,毛雪英跟刘老大回洛口,王贤选、贺怡及她的父母将两个孩子送上船,并同时送去棉被、衣物、稻谷和数十块光洋,作为孩子的抚养费用。紧接着第二天晚上,王贤选将贺怡及其父母领到会昌县周田码头,护送他们的三条木船正静静地停靠在岸边。船上分散装好了两吨钨砂、二十担稻谷。贺怡化名胡招娣,登上了武阳党支书刘家发的船,彼此扮为“夫妻”;贺焕文化名陈焕文,杜秀化名胡氏,分乘另外两条船。因为王贤选不能同船随行,便交给刘家发两张便条,一张是给赣州水西党支部书记何三苟以及他们的弟弟王木生,一张是给赣州七里镇党总支书记钟崇洪的,并口头交待了联络方法。三条木船沿贡木顺流而下,白天,前前后后,分散航行,晚上停靠在一起以便应变和商量第二天的航程。
  王贤选送贺怡一家上船后,连夜赶到于都县禾丰,向留在于都仁凤山地区兜圈子的中央分局汇报安置领导家眷的情况。项英听得很仔细,当他了解到忙中忘了给贺怡开组织介绍信时,立即要求王贤选补开,并且要求在介绍信中明确担任赣县县委副书记。船在江中走,王贤选带着介绍信在岸上追,一路紧赶慢赶,到第三天早上来到于都梓山石灰窑下时,因为敌人封锁航道,三条木船停靠在石灰窑岸边。王贤选上船未见贺怡,便上岸去找,后来在工会于都办事处主任黄耀亮处,找到了正在做饭的贺怡他们。交完介绍信,王贤选又马不停蹄往回赶。
  由于封锁航道,江上关卡重重,从梓山到于都,走了两天,三条船全部遭到拦截,船上的钨砂、稻谷被洗劫一空,并且连人带船押到于都县城逐一审讯。由于敌人封江的主要目标是尚未突围出来的红军,更没有想到红军首脑的家属会挺而走险,自己往虎口里钻,加上大家按照统一编好的话回答敌人审讯:陈焕文、胡氏是吉安清源山的斋公、斋婆。当年庙里来了红军,不得已找到嫁出去的女儿胡招娣的老公刘老板家避风,现在红军走了,他们乘船回吉安。几个人“口供”一致,敌人查不出多少破绽,只得在第三天同意将他们释放。敌人答应放行,贺怡他们却赖着不走,敌人非常奇怪。他们说,梓山到于都这一段水路走了两天,幸亏你们明理,还同意放行,这一路到吉安,还不知道 有多少关卡,要碰到蛮不讲理的,可就不要想走了。与其将来往回走,还不如趁早不去罢了,一伙人又是抱怨,又是哀求,唱红脸的,唱白脸的都有,最后还居然赖得一张通行便条。大家回到船上,生怕夜长梦多,又生变故。赶紧起锚开船。

   弯弯赣江十八滩,风浪里行船不平坦。贺家三人的命运之舟空间是沉还是浮呢?

  夜宿“三江口”,扁舟对愁眠。染房何三苟,接头“铁赣州”。贺怡隐姓埋名认“干娘”,石人前百感交集过新年
  “两岸猿声啼不住,小船终过万重关。”凭着在于都县城赖来的一纸放行路条,尽管沿江关卡重重,敌人拦船搜捕的嚎叫声不绝于耳,载着贺家三口的命运之舟,仍然采取日散夜聚方式,白天拉开一定距离,提心吊胆往赣州方向航行。
  船过于都三门峡,原本江面宽阔、水流平缓的贡江仿佛被挤进了一条狭窄水巷,变得狂涛汹涌、水流湍急起来。两岸高山像是刀劈斧削,从江中抬头望去,两岸本来相距不宽的悬崖峭壁随着云彩的移动,似乎随时都会合到一起,船行其中,实在是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幸亏几位船工都是风里来、浪里去,常在这江里搞运输,加上丰富的经验,娴熟的技术,有惊无险闯过了十里河排,船工们累出了一身热汗,坐在船内的也吓出一身冷汗。
  船到赣县江口,距赣州还有30公里。天色已晚,朦胧中,三条带竹篷的木船只好停靠一夜。由于从于都流来的贡江和兴国流来的潋江以及从信丰流来的桃江都在这里汇合,因此,又称“三江口”。透过舱仓竹篷的破洞,只见江水濛濛,江风阵阵,岸上灯火点点,贺怡不由回想起毛泽覃多次给她提起过的,赣县江口是三江汇聚、红白交界的苏区经济“小特区”,苏区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在苏区红红火火的时间,小小江口外贸分局曾容过100多名工作人员,不仅赣州的大批商人被吸引到江口来苏区互通贸易,连驻守赣南的粤军中的不少中下层军官及他们的代理人也同苏区做起了生意。江口外贸分局的生意越做越大,每月从这里出口的粮食、钨砂、木材等汪则60余在万元,多由150万元以上,从这里进口的食盐、布匹、西药等苏区紧缺物资少则130万元,多则200万元以上。由于毛泽民兼任总经理的钨砂公司,年产已达1800多吨,基本上都是从这里出口到白区。而现在红区没有了,“特区”也没有了,不仅一家人骨肉分离,夫妻天各一方,而且近在咫尺的父母也各自独乘一叶扁舟,月落乌啼,对愁而眠,贺怡心情格外沉重。
  一路摇摇晃晃的小船,终于越来越接近赣州。素有千里赣江第一城美誉的赣州是座历史名城。它东接福建,南毗广东,西邻湖南,北通赣中,自古以来就是沟通赣、湘、闽、粤的江南重镇,是赣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加上位于章、贡两江汇合处形成三面环水的特殊地形,同时城墙高筑,异常坚固,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有“铁赣州”的称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为了夺取这座城市,红军曾先后八次攻打赣州,然而却屡攻不上。特别是从1932年2月初至3月初为时一个多月的攻城,尽管红军战士奋不顾身三次攻城,血染赣州,终因敌人援兵大增,形成内外夹攻之势,红军被迫撤离。“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在濛濛细雨中,贺怡乘坐的木船先行抵达赣州,停靠在比较偏僻的城东磨角上码头。因为情况不明,贺怡藏在船篷里面,神情异常紧张地注视着这神秘的白色堡垒码头。
  船工刘家发按照王贤选的交待,首先到水西龙庄上找到王贤选的弟弟王木生,然后两人一同折回城里西津路,到福裕泰染布行找到何三苟。刘家发对何三苟说:“王中仁叫我带信,说‘家里’来人,请你去一下。”何三苟立即会意,收拾好手中的活计,向店老板招呼一句,便同他们一起,匆匆赶往磨角上码头。
  望眼欲穿的贺怡,听到约定的敲打舱门的声响,急切地迎了出来。原本风风火火、精明干练的红军女干部,此刻一改常态,一副地道的村姑打扮:八角帽成了蓝印花布包头帕,灰军装变成了黑色大面襟衫,还罩着一条士林蓝围裙,人字花纹绑腿换成了宽大裤脚长裤,唯一不变的是脚下那双由妈妈亲手做的千层底布鞋。刘家发把大家让进舱内,互相作了简单介绍后,贺怡憔悴、焦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喜悦和兴奋。接着贺怡从船上备用的竹篙里取出介绍信。何三苟飞快地展开,只见上面写有“胡招娣,共产党员。请妥善安排”等字样,下面有王贤选的印章。看完之后,他随即把纸条撕得粉碎,放在嘴里嚼成一团,吐进赣江。何三苟、王木生带着“胡招娣”,告别船工刘家发,下船登岸,沿着城墙半边街到龟角尾向西过河。路上,贺怡告诉何三苟:“随后还有我父母坐的两条船,到了赣州还靠你去接应。”何三苟听后,马上与王木生商量了一下,便说:“因我家没有空房,你先到木生家落一下脚,一是等你父母,二是木生的哥哥在家乡影响太大,你们不好久住。我有个叔母是寡妇,家里正好有空房,等我先与叔母谈好,便接你们过去。”贺怡听了,觉得何三苟办事想问题还很精明周到,心里感到踏实了许多。于是便先到了王木生家,王母听说是儿子介绍回来的,赶忙烧茶、做饭,热情款待这远道而来的陌生客人。
  何三苟原名何斌,他16岁进城染布学徒,1926年参加赣州工人运动,当过染业工会纠察队长。1932年入党并任水西支部书记。他参与组织了赣州人民运送食盐、布匹、西药等物资到苏区的反封锁运动,1934年1月还作为白区赣州代表化名何光绕出席“二苏大”。现在虽不知这胡招娣的来历,但作为党组织安插在赣州联络点的党员,而且是自己入党介绍人王贤选交办的任务,他知道责任重大。他前脚安顿好胡招娣,后脚便从龙庄上赶往自己老家石人前。这石人前离龙庄上仅两里路,村前山顶有块飞来石,远看很像一个人,所以村庄得名石人前。何三苟的叔母李金秀就住在这里,与三苟家相距很近,只是隔了几丘田。三苟的叔母曾在九江等地做过契娘(保姆),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村里人都喊她毛多姆姆。她丈夫早已去世,她孤身一人住着三间土木结构的瓦房。何三苟找到叔母,说有事要求她帮忙,告诉她,一个朋友的妇娘(即朋友的老婆),从于都逃难来到赣州,现在无依无靠,要她作为契女(干女儿),并且就住在这里。无儿无女的李金秀,年过半百从天下掉下个干女儿来,便很爽快地同意了。
办事一向谨慎的何三苟,见叔母已经答应,生怕龙庄上王木生家引人注意,夜长梦多,第二天便把贺怡接到石人前“干娘”家中。生性乖巧、活泼好动的贺怡,见这个村子比较偏僻,又有“干娘”这把保护伞,一见面便拉着李金秀的手连声亲热地叫着“契妈”。李金秀也十分喜欢,逢人便说:“招娣是我在九江时带的契女,她老家湖口遭难,逃到契妈这里来度日安生。”
  过了两天,杜秀、贺焕文乘坐的木船,也先后在磨角上码头靠岸。船工如法找到王木生,王木生再通过何三苟,然后分别把他们送到石人前。为了便于工作,像逃难的样子,杜秀还随身抱着一床没有被套的破棉絮。杜秀到达石人前,见到已经分别多日的女儿时,即从破棉絮内取出一张交通银行的拾元钞票,酬谢何三苟。何三苟忙说:“你们初来乍到,比我更需要钱用,以后也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有钱来。”说什么也不肯收下。
  转眼,就是年关。尽管何三苟经济并不宽裕,但除了给自己家里办了一份年货,还给叔母送去一份。到了除夕,何三苟从城里回到石人前。他匆匆和家人吃过年饭,便赶到叔母家,与贺怡一家共度除夕。此时此刻,贺怡的父母真是百感交集。儿行千里父母担忧。他们牵挂着儿子、女儿、女婿的安危,同时,他们又十分感激王贤选、何三苟冒着风险为他们作出的妥善安排。不是亲人胜亲人,革命情谊似海深。当然,隐藏在他们心里更深的忧虑是,他们将在这里和村前山顶上的石头人相处多久?又能够相处多久?

  遵义曙光,穿越万水千山;于都突围,红军九死一生。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血与火的较量,软骨头贪生怕死出卖同志,何三苟守口如瓶独担风险
  1935年初,赣南山区少有的严寒和风雪。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赣南省的机关和红军部队已被敌人围困在狭小的仁凤山区,形势越来越严峻。装备精良的敌军,已数十倍于红军,四面麋集,形成严密的包围圈,步步向红军逼进,危机已经到达了顶点。陈毅同志早就提出了要迅速全面转入游击战争的意见,只是项英依旧坚持集中兵力,要和敌人死打硬拼,以致陷于日益困难和被动的局面。就在这最危急的时候,党中央给坚守在苏区的中央分局发来了两份电报,一份电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月15日至17日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明确而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另一份电报指示:“反对大兵团作战的方针”、“彻底改变斗争方法”、“应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进行游击战争”等。中央分局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讨论中央电报指示,决定将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
  于都突围,这是一场生与死的抉择,血与火的较量。突围前,陈毅同志拄着拐杖,面对两千多伤病员,心情沉重地进行疏散、转移动员,希望他们疏散以后,要特别珍重,要不怕牺牲,经得起各种考验。他说:即使我们牺牲了,只要有同志还活着,将来一定会给我们报仇的。要坚决相信胜利不属于反动派,而一定属于人民。接着,陈毅同志又把地方上的干部和群众请来,把重伤员交给他们,并动情地说:你们把这些同志抬回去,藏起来,掩护好,治好伤。他们都很年轻,要他们给你们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的人。本来就与红军血肉相连的群众,听了陈毅同志的肺腑之言,纷纷把伤员当做自己的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半天工夫,两千多名重伤员就疏散完了。陈毅亲手给每个接待伤员的群众发几块银元,送去五斤食盐。所有这些,王贤选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更感到自己安置掩护贺怡一家人的责任。王贤选随着湖南省委书记陈(石)友生率领的赣南游击大队三中队,左冲右突,拚死突围。一支成百人的队伍,越打越少,越打越散,最后仅剩下五个人。
  死里逃生的王贤选、陈友生一出重围,便来到赣州河东七里镇外外号老火的钟崇洪家里,要他赶紧把何三苟找来。然后单独约到村外,要何三苟介绍“胡招娣”的一家的安置情况。当何三苟询问他们是什么人时,王贤选委婉地说:“是部队上的人,要好好照料。”何三苟知道党的联系纪律,也就连连点头,没再多问。何三苟走后,陈友生担心王贤选在赣州难以立足,要他一同到湖南打游击。王贤选却放心不下贺怡一家,生怕负了刘少奇、项英的当面重托。同时感到,组织上临危受命委以赣县县委书记,就要担负起指导家乡和沿江党的工作的责任,他便推辞先回家与母亲商量,让陈友生先回湖南。王贤选为了不连累钟崇洪,先躲到河西14里外的蟠龙圩,住在姑奶老表家,通过数次悄悄潜回水西,与贺怡、何三苟秘密碰头,分析形势后,才回到水西龙庄上家中。
  正当王贤选、贺怡着手秘密开展活动,壮大党的力量,设法与突围后的红军游击队取得联系时,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农历春分深夜,赣州全城戒严,荷枪实弹的军警破门而入,闯进福裕染布行,不容分说地把何三苟五花大绑抓了起来。何三苟突然被捕入狱,这不能不使王贤选、贺怡引起高度警觉和忧虑。
  俗话说,无风不起浪。作为党在赣州设立的秘密联络点,知情人并不多,敌人的突然袭击,其险恶用心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是总工会秘书长李文堂在福建落入敌人虎口,在敌人百般审讯、严刑拷打下,贪生怕死的李文堂终于屈膝叛变,不仅供出了赣州染布行的何光绕,还泄露了毛泽覃的妻子贺怡可能隐蔽在赣州。幸亏他跟何三苟从未直接联系过,也不知贺怡潜伏的内幕,敌人手上也未掌握更多证据。何三苟一口咬定他不是何光绕,也不知什么何光绕,更不是什么党员。除了承认曾经替福裕泰到苏区做过几回生意,其余什么也不知道。
  何三苟任凭敌人折磨拷打,软硬兼施,硬就是死活不认账,横下一条心,守口如瓶。自己遍体鳞伤还生怕“家里人”担心,趁他老婆前来探监,他便一语双关地说:“我没犯什么事,是他们瞎眼捉错了人。要枪毙也就是我一个人,你不要怕,千斤担子我一人挑,叫‘家里人’放心。”当何三苟的老婆回去把这些话告诉王贤选时,王贤选打心眼里称赞:“三苟是条汉子,也算我当初没有看错人。”
  敌人开始不愿善罢甘休,又把福裕泰刘老板抓去。刘老板一看,情况不妙。何三苟要是出了事,他也难过关。于是干脆横下一条心,一方面一口咬定三苟是他的老实伙计,另一方面赶紧找合作生意的粤军和赣州警备团长赵廉求援。刘老板要赵团长看在同乡的份上,拉他一把。赵廉一看过去生意上的瓜葛,二看同乡情面,三呢是看刘老板送来的500元白花花的光洋,见钱眼开,便转个弯子叫商会出面保刘老板出狱,老板无事,伙计也就有救了。他们继续关押了何三苟一段时间,终因毫无证据,由刘老板出面担保出狱。何三苟出狱后,有一天回到老家石人前,和叔母、贺怡一起到山背菜园里摘豆子,贺怡关切地询问起他在狱中的情况。何三苟说:“他们讲我是何光绕,出席过二苏大,那个赵廉还问我,于都下来个毛泽覃的老婆,去哪里了?我讲不知道。”贺怡听了,顿时脸上一阵红一阵青。何三苟见后,心里便更加证实了原来的猜想。贺怡正想跟他解释一下,何三苟却接着讲:“你先不要说,也不要怕。组织相信我,我也相信你,我绝不会害你。”贺怡紧紧握住何三苟的手说:“好同志,太难为你了!”何三苟沉思片刻,感到敌人既然已对他有了怀疑,以后不能不处处多加提防,便对贺怡说:“看来,我们以后接触越少越好,这里不是久住之地了!”贺怡连连点头。风云突起,贺怡一家家再往何处去呢?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王贤选被捕入狱,刘伯坚带镣长街行,老战友牢里相逢不敢认。节外生枝贺怡又遇险情,当机立断党支部紧急商量对策
  兵贵神速。与何三苟菜园会面的当晚,贺怡与王贤选便决定,贺怡一家人立即离开石人前,秘密搬到距离赣州城30多里交通闭塞的偏僻山庄——赣县陈坑。王贤选的表嫂的娘家就在这里。表嫂娘家以为“招娣”是王贤选在苏区时期“自由”来的老婆,也就很乐意接受贺怡一家落脚。为了安全起见,王贤选不便多来陈坑,于是生活上由表嫂的儿子龙四皇(外号长工)和他的表哥刘金泽(外号毛仔)负责。贺怡与王贤选的联系由黄耀亮负责。这黄耀亮原是失去联系,散落在赣江上的离群孤雁,不久前才与王贤选接上关系。
  来到陈坑后,贺怡一家三口住在紧靠石灰山的山坡上的两间瓦房里,瓦房紧靠刘大地主的一栋大宅院,坎下是层层梯田和一条清澈的溪河。几经周折,本来就话不多的贺焕文,这时更加沉默寡言,常常独自一人拄根竹杖,在溪边、山坡上漫步。为了表明心态信念,也便于今后更长时间地隐蔽,贺焕文蓄起了三寸多长的挂面胡须。
  树欲静而风不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贺怡一家在陈坑落脚不到半个月,又一件叫人心惊胆战的事发生了。早在1929年冬,王贤选为了完成东郊区委交办的打土豪筹款的任务,曾带领几位党员摸进水西佛岭背大地主赖禄财家,将他父子软禁到40里外的赣县茅店,让他家人用4000块大洋赎了回去。钱就是命,爱财如命的赖禄财对挖去他心头肉的王贤选一直耿耿于怀,只是红军得势,迫于无奈。现在黑云压城,风向变了,他早就想寻机报复,只是王贤选行踪不定。这天他摸准了王贤选确定在家,便溜进赣州城里告发,说水西躲藏着共产党的要员。
  如虎似狼的敌人得到这一消息,立即包抄了水西,把王贤选抓进了大牢。国民党当局如获至宝,为了体现对这一“要犯”的看重,竟给王贤选套上了两副脚镣、手铐,绞尽脑汁反复审讯。
  “你是共产党的中央执行委员王贤选!”敌人张口便虚张声势。
  “我不是王贤选,我叫王中仁。我不知什么圆,我只会撑船。”王贤选答道。
  “你撑船怎么撑到赤区,撑到红军里去了?”敌人盘根究底。
  “我被抓去当挑夫,那边死了个小队长,硬要我顶。”王贤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敌人见打不开缺口,又抓不住把柄,把他押到大余县粤军第一监狱,与被俘的刘伯坚对簿公堂。王贤选一见刘伯坚,心如刀绞。自从那次风雪之夜他与泽覃马背托孤后,王贤选便与他们失去联系,想不到别后的第一次会面,竟会在敌人的大牢里。
  原来,刘伯坚在从于都率部往油山突围转移中,3月4日在信丰、安远交界的唐村,先是骑的白马受伤,他跳下马,带领同志们冲过两个堡垒。后来左脚又被流弹击中,他的警卫员正准备架着他走,不幸中弹倒下了。刘伯坚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端枪猛烈扫射,最后子弹打光了,他落入敌人魔掌。刘伯坚在大余监狱和绥署侯审室关押了12天。1935年3月11日,在从大余监狱移到伪绥靖公署侯审时,他拖着沉重的脚镣,气宇轩昂地走过县城青菜街(现名建国路),留下了气吞山河的《带镣行》。
  风雪中托孤,大牢里重逢。两个老战友见面真想抱头痛器,千言万语有多少话要说啊。王贤选多想从刘伯坚口中知道毛泽覃的去向,而刘伯坚也多想问问自己亲骨肉刘豹的近况。但是,都不能啊,那怕互道一声珍重也不行啊。他们陌如路人,泪水只能往肚里流。敌人原想他们对簿公堂,证实王贤选的身份,迫使王贤选就范。但刘伯坚的回答总是一句话:“我不认识他。”而王贤选见了刘伯坚,反而忘掉了自己的不幸。他觉得和刘伯坚相比,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和不幸算不了什么。他那颗受伤的心得到一种安抚,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
  3月21日刘伯坚在大余金莲山英勇就义。当年大余县城“莫同珍饭店”的伙计谢松林奉命给刘伯坚送去就义前的“长生饭”和“永别酒”,目睹了刘伯坚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壮烈一幕。就义前,他镇定自若,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事要办,刘伯坚说:“有!我要给嫂子及爱人分别写一封信。”敌人给他拿来纸笔,他在遗书中把自己的一生归结为:“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坚信他的“鲜血不是空流了的。”
敌人见一计不成便又生一计,要王贤选自首,写交待材料。王贤选说:“我的手只拿得起竹篙,拿不起笔。没有文化,写不出。”
  王贤选的被捕,贺怡就已经感到事态严峻。偏偏陈坑刘家大地主的儿子学校放假从赣州回家,见邻居家里来了一位漂亮的“胡招娣”,一打听是逃难来的。便觉得有机可乘,节外生枝托“媒人”上门说亲,要娶她做老婆。尽管贺怡一家委婉谢绝,但他却贼心不死,常常纠缠不休。贺怡怕时间一长,出现麻烦,连忙叫联络的黄耀亮前去“探监”,告诉王贤选,刘家公子要打“胡招娣”的主意,招娣要听大哥的主意。五贤选说:“这是大事,还要父母作主,你叫我母亲来商量一下。”王贤选本来不想让母亲见到自己这遍体鳞伤的样子,但为了保持单线联系,他不便叫黄耀亮去叫何三苟,于是只好叫母亲前来。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一见披枷带镣的儿子被折磨得不成人样,嚎啕大哭,老泪纵横,连心都在滴血。她战战兢兢握着儿子的手说:“儿啊,你受苦了哇,他们到底要把你怎么样呀!”王贤选面对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心里也止不住一阵酸痛,但他镇定坚强的对母亲说:“我自己没有事,你老人家和家里人都要放心,现在要紧的是招娣的‘婚事‘,这是大事。你去找三苟,就说我一时出不来,照顾不到,要他作主,拿主意,抓紧办了。”母亲心领神会,在敌人一阵阵狼嚎般的催促下,离开了儿子。回到家里,她连忙把儿子的话传给何三苟。
  何三苟感到敌情严重,环境恶劣,斗争残酷,事关重大。当晚他找来何光富、何光桂、胡由先及贺怡等几个党员,在何光富家里开了一次紧急党支部会。会上大家认真分析讨论了王贤选传来的一番话,研究了对策。会议一是通过何光富的提议,决定将贺怡一家立即转移;二是通过贺怡的提议,继续摸清情况,千方百计营救王贤选出狱。贺怡向何方转移,能否摆脱险境?营救王贤选能否成功?

  前路茫茫,贺家三口栖身三保经堂;黑牢森森,砸锅卖铁营救王贤选出狱。九死不悔,共产党人明处开酒店,暗办联络点。长夜漫漫,地火悄悄漫燃
  根据党支部的决议,贺怡一家转移到湖边岗边三保经堂。岗边排是离赣州城十多里路的一个大村庄,住着方、李、郭三大姓人家。相传一百多年前,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尊菩萨,人们都说这是上天安排的神仙下凡,便在村里原有的真君庙、道观旁又化缘捐款建了一座佛寺。因位于梨园背、湖边、石灰上三个保之间,故取名“三保经堂”,亦称“三宝经堂”。这样一来,这个村庄同时供奉起儒、佛、道三路神仙,每逢四、八两月,周围百姓争相前来进香朝拜,热闹非凡,成了这一带的圣地。
  为了安全起见,何三苟通过当地联保主任、王贤选的舅舅胡叔伦,将原来三保经堂的叶斋公与石下埠经堂的斋公罗才洪进行对换。罗斋公原是赣县白田人,早年家道兴旺,有钱有势,后来家境败落。他曾在江口税卡上当师爷管账,乙卯年(1925年)一场大水把税卡冲了,他想自己今生命不好,便看破红尘,寄希望于来生,上经堂吃斋。他虔诚修炼,除了经卷功课,闲事从不过问。当与他沾亲带故的何光富说介绍一个吉安逃难来的斋公来经堂时,罗斋公二话不说,满口答应。
  顺应岗边排浓厚的宗教氛围,利用宗教合法外衣,保存革命星星之火,这也许是那种白色恐怖环境下的最佳选择了。贺焕文化名陈道源,并一本正经拜罗斋公为师。罗斋公见他长须飘拂,谈吐不凡,忙说:“同道同道,不敢好为人师。”此后,两人在经堂一道打坐念经,关系十分融洽。加上罗斋公体型肥胖,左脚是老烂脚,自从贺家搬来经堂,杜秀几乎天天为他烧好热水,贺怡则帮他洗烫护理,罗斋公视贺家如自己家人。当地群众也感到这三保经堂自从添了这“三宝”以后,面貌一新,香火更盛。甚至还有人按当地风俗,认贺焕文为契父。一个常在经堂前摆茶摊的李声洪更是成了贺怡的耳目和通讯员,每次从城里办货归来,都会把进城的所见所闻告诉杜秀、贺怡。
  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贺怡更加思念起自己的亲人。丈夫毛泽覃一别音讯全无,生死未卜。挂念丈夫,思念女儿,还有远去的姐姐、弟弟,思亲之痛痛彻肝胆。这天,她采了一把野花,插在经堂的供桌上,面对经堂佛像,不信神的贺怡也情不自禁的祈祷,如果真是有求必应多好啊,她真希望神通广大的佛祖能保佑革命,庇护亲人。她记得1931年重阳节那天,毛泽东、毛泽民、毛泽覃兄弟三人各骑一匹快马,去登瑞金城西的龙珠塔。登高远眺,郊南逶迤的山脊上,错落有致矗立着三座宝塔。当地人称这为瑞金一景“笔架凌霄”。真是三支巨笔,以天当纸,绘出锦秀江山,写出万古文章。当时毛泽覃说:“瑞金真是金银宝地,山好,水好,革命成功了,就在这里安家养老。”绵绵思绪,昔日苏区热闹红火的镜头,在贺怡脑海中不断浮现。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覃率一个连从于都突围,经会昌白鹅、小密到达闽西,与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军区司令龙腾云的队伍会合整编,成立了新的闽赣边界军区领导机构,毛泽覃是军区司令部的领导成员。后来在分路突围中,万永诚、龙腾云壮烈牺牲。毛泽覃率部突出重围,艰苦转战,1935年4月25日来到瑞金县黄鳝口附件近红林山区,被敌包围。为掩护战友冲出重围,毛泽覃战死在凤鸣塔下的大山中。
  失去亲人的巨大痛苦,并没有压垮这位倔强的女性。为了营救王贤选,她挺身而出,向王贤选的母亲和舅舅做了许多工作。王母忍痛卖掉了四十担长孙田。胡叔伦(又名胡子寿)利用联保主任的身分和在当地群众中的威望,组织了城乡十大姓60多个保人联名担保王贤选。就在这时,在王贤选身上一无所获的敌人仍不甘心,又将他押到南昌,与方志敏对案。其结果当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黔驴技穷的敌人只好把王贤选投入感化院,罚做苦工。最后,硬靠光洋铺路,并由胡叔伦代办了“自新手续,王贤选才于10月份被释放,回到赣州。
  在一片白色恐怖,而且是同上级党组织断绝联系的情况下,贺怡、王贤选始终牢记着党旗下的誓言,时刻想到整顿党的组织,坚持地下斗争。1936年2月,王贤选与人合伙在水西街上开设了一家水酒店,取合“三合顺”,这名既是生意场上的吉祥用语,也暗含着“三贺顺”的良好祝愿。小店靠河边,船来排往,生意倒也不错。身为联保主任的胡叔伦逢人便宣传“水西佬”真是“改邪归正”,做生意谋正业了。敌人也就不再怀疑他了。其实这明处是水酒店,暗里却正是联络站。根据贺怡的要求,小店还订起了赣州《民国日报》、《正气日报》。贺怡母女俩隔一段时间,但半夜悄悄来王贤选家,天未亮又悄悄走,如饥似渴地翻着那些报纸。王贤选从苏区搞来一本地图册,几乎都被翻烂了。贺怡总是一边看报纸,一边对照地图册,而且很多从敌人报纸中读出消息背后的内容。比如从国民党军队从西北的行动,得知红军已到达延安,从他们的“辉煌战果”,消灭红军多少多少人马,她便分析红军有了很大发展。火种不灭,终必燎原,贺怡在水西党支部会上提出壮大党的组织,开展地下工作的建议与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恢复、开展地下工作的建议和措施。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恢复、发展了胡叔伦等30多名党员。以河西地区为基础,逐步建立了龙庄上、佛岭背、桑芫下、黄沙桥、刘家坊、湖边、石人前、岗前霏等支部,每个支部有3名至5名党员。岗边排支部由摆茶摊的李声洪任书记,成员有钟元素、方世莹,贺怡为他们重新起名:李声洪为李得、钟元系为钟胜、方世莹为方利,合起来为“得胜利”,这是何等坚定的信念。与此同时,党组织通过联保主任胡叔伦的工作,安排钟元素当了岗边排11保的保长,李声洪为副保长,方世莹、何光旺、蔡方图等做了甲长,布下了一张“白皮红心”的组织网络,基本上控制了基层政权组织,有效地起到了保护自己、防备敌人的作用。然而,长夜漫漫,何时才能天亮呢?

  芦沟桥一声炮响,迎来全面抗战曙光;南粤雄关梅开二度,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一道闪电划破长夜,陈毅下山,贺怡归队,水西佬“完旨”
  历史一个浪涌。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爆发。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全国抗日救亡的巨大洪流,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推上抗日的历史舞台。7月15日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与人民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经过三年黑暗的煎熬、最艰苦卓绝斗争的赣南红军游击队,终于迎来了全面抗战的曙光。
  然而,与党中央已经失去联系近三年,仍在大山中转战的项英、陈毅及其游击队,开始并不知道这些消息。他们多么渴望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啊!7月底,游击队设法弄来了一些香港出版的新文化书刊。项英、陈毅仔细阅读,读着读着,陈毅忽然高兴地拍起手来,说道:“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了!”原来在一本《新学识》的杂志里,他们读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中共赣粤边特委立刻敏锐地决定必须从以军事斗争为重心转变到以政治斗争为重心,从坚持游击战争转变到迎接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并以项英的名义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同时把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联名发表《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阐述了特委和义勇军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剿”游击区。随后,特委又发表了《告赣南民众书》,号召赣南民众团结抗日,使一致抗日的呼声迅速传遍了整个赣粤边。8月20日,项英以特委名义致函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四行政专员公署和46师,提出协商合作抗日事宜。27日,国民党大余县县长兼“江西招抚委员会”副主任彭育英,派员给项英、陈毅送来“咸秘代电”专函,同意与游击队接洽谈判。接到复函后,彭育英与大余县府秘书等人于9月6日在南雄县钟鼓岩与陈毅等会面。9月8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全权代表,到达大余池江与彭育英等进行正式谈判。11日,陈毅在彭育英陪同下,前往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第四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马葆珩等谈判。这天,赣州全城到处出现油印宣传品。当陈毅抵达赣州,走下汽车时,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军乐队还奏起了欢迎乐曲。在谈判中,陈毅以凌厉的攻势首先提交了《合作意见书草案》,使我方始终处于谈判的主动地位。其间国民党46师政治部主任突然放出“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的劂词。陈毅当即拍案而起,质问他:“你代表谁?代表英、美吗?”并义正辞严地说:“你要是代表英、美,就没有资格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使得那个家伙连连表示歉意。在国民党地方当局举行的宴会上,那些国民党官员七嘴八舌,要陈毅谈谈下山的感想。陈毅辛辣地说:“谈不上什么感想,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红是两千,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花红涨到五万。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红从五万跌到三万。后来又跌到了两百元。你们出两百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这尖刻的揭露和无情的讽刺,把国民党官员弄得面面相觑,一迭连声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陈毅下山谈判在赣州引起强烈反响,成了街谈巷议的热闹话题,《正气日报》等国民党报纸也把此事当做热点新闻,纷纷作了披露。何三苟首先兴冲冲地把报纸送给王贤选。当晚,贺怡和母亲杜秀赶到水西龙庄上王家,挑灯夜读,他们反复阅读、仔细分析报纸上刊登的消息。国共两党再次握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红军游击队堂堂正正成为抗日的武装,这一历史性的巨变,怎不令人欣喜若狂。贺怡激动得热泪直淌,连说:“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并共同商定密切关注新的动态,尽快设法取得联系。9月20日,项英、陈毅同往赣州,下榻中华大旅社,他们这次是专程前来与国民党军46师师长第四行政区保安司令就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进行谈判。王贤选、何三苟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来到中华大旅社找项英。老战友重逢,心情格外激动。王贤选开口第一句话就说:“副主席你交给我的人都还在,都平平安安过来了,我们的党组织也还在,还发展了党员和支部。”项英紧紧握住王贤选的大手,连说:“你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翌日,根据项英的指示,贺怡一身村姑打扮由何三苟陪同与项英、陈毅会面。
贺怡踏进中华大旅社客房,顺手摘下花布头巾,项英、陈毅上前,一个握住一只手,久久说不出话来。贺怡身临其境,虽是意料之外又在期盼之中,仿佛是孤雁归群,流浪儿回家,真是悲喜交集。一份深深藏在心中的期待,凝结成如断线珍珠般的泪眼中,多年积压在胸中的万语千言,真不知从何说起。面对重重艰难百折不挠的贺怡,此时止不住放声痛哭。曾经陷入敌人重重包围,身负重伤尚临危不惧伏在丛莽间,撕开衣襟,挥笔在衬衣上写下千古不朽、豪气入云的《绝笔——梅岭三章》,面对血雨腥风宁愿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子陈毅,此时抱着贺怡那不停颤抖的双肩,直觉得鼻子发酸,泪水直在眼眶内打转,真是“无情未必真豪杰,英雄也会泪满襟”。还是站在一旁手足无措的何三苟首先劝慰道:“招娣,不要哭了。这下好了,熬出头了,总算回到娘家了!”贺怡才恢复常态,自嘲地说:“是啊,回到娘家,高兴还来不及,我不哭了!”这才和项英、陈毅互相倾诉别后几年的艰苦斗争与生活。由于项英、陈毅还要在9月24日,前往南昌会见八路军驻昌办事处代表顾建业,解决南方其他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贺怡在中华大旅社住了两天,换了一身蓝布新衣回到岗边排村,高兴地把所有的情况告诉了父母。
  10月1日,项英从南昌回到赣州,接受了赣州《民国日报》记者的采访,该报刊出《项英公毕返赣,各边区游击队集中改编即可实现》的消息。10月2日,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国民党接受了我党提出的将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浙江、安徽、河南八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要求,正式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项英为副军长。深明大义的贺焕文、杜秀两位革命老人,在赣州与项英、陈毅会面时,再次忍痛将身边唯一的女儿——贺怡托付给党,托付给组织。他们深情地说:“女儿是党的人,是部队上的人,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你们就带她归队吧!”贺怡心想: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也是父母啊!项英、陈毅握着两位老人的双手,忙说:“太谢谢了。贺怡跟我们去,你们放心,两老要多多保重,我们将尽快为你们作出妥善安排。”于是,贺怡拜别了父母,跟着陈毅上了油山,踏上了新的征程。

  红军游击队池江整编,贺怡兄妹同奔抗日前线。经堂撒手贺焕文长眠岗边排,告别赣州杜秀只身赴延安。水乳相融生死情,正气长留天地间
  血战多年,历尽艰辛,带着伤痕累累的身躯,掩埋血迹未干的同伴,红军游击队指战员排除万难,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得抗日自由,大余池江成为赣南抗日进步力量的聚集地。10月下旬,油山、北山、南山及湘南的游击队先后来到池江集结整训。与游击队患难与共、血肉相连的赣南人民,看到自己的子弟兵下了山,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络绎不绝的前往池江探望。游击队员中,有刚刚出狱的光荣战士,有亡命在外一直在寻找组织的共产党员,有在白色恐怖下隐蔽下来的党员干部,有饱尝辛酸的烈士家属,他们远道来到池江,就像儿女回到久别的母亲的怀抱一样,一个个热泪纵横。而游击区的群众,更是像走亲戚一样,带着吃的用的,专程去探望昔日的战友、亲人。
  红军长征后,一直跟着陈毅浴血奋战的贺敏学,在南雄的一次战斗中,由于队伍打散,他身负重伤,逃出敌人魔掌,藏在一个老乡家养好伤后,装扮成一个补鞋匠,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四处寻找部队的下落。当他重新回到部队时,他惊喜地发现多年失去联系的妹妹贺怡也在这里。兄妹重逢,骨肉团聚,其情之深意之切非语言可以表达。当年赫赫有名的“永新三贺”,现在在连同远在延安的姐姐贺子珍又同赴国难,挑起抗日救亡的重担。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等率领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抵南昌市三眼井高升巷张勋公馆。随后,在吉安、贵溪、瑞金、赣州、大余以及池江等地相继成立了新四军办事处、通讯处。贺怡出任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副主任兼统战部副部长。王贤选任新四军一支队副官主任,兼派往瑞金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有关汀瑞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在此之前,由于项英曾奉命赴延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情况,中央得知部分隐蔽下来的党员、干部近况,于是准备将贺焕文、杜秀两位老人接去延安。当特委将这一消息由在油山学习了一段时期、派回赣州担任赣县县委组织部长的何三苟传回三保经堂时,几年来一直提心吊胆、孤悬于蒋管区的贺焕文、杜秀夫妇,遥想不久又可回到革命根据地,又可见到女儿贺子珍和女婿毛泽东,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尽管这些年含辛茹苦,几经转战,但总算平平安安走过来了。还真多亏了王贤选、何三苟等众多乡亲,水乳相融生死情,他们不仅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保护他们,还节衣缩食援助他们,当初带来的钨砂、稻谷全被敌人洗劫一空,藏在破棉絮里的金钱也很快用完。于是支部秘密决定,每个党员送一担稻谷,或折价捐赠六元钱,这些粮、钱都通过何三苟叔母陆续送到经堂来。村民们还常给他们送柴送菜。人间最重是真情,现在马上就要离开这些朴实的可亲可敬的乡亲们,他们心里还真是恋恋不舍。水西一带群众知道他们一家的特殊身份后,莫不惊叹:“不得了,不得了,连毛主席的老丈人一家在我们这里住了这么久都不晓得,真是神了!”
  年过花甲的贺焕文,连日兴奋地和乡亲们叙旧话别。这天又请胡叔伦、罗斋公吃饭,感谢他们的关照,想不到第二天一病不起,杜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赶快叫人告诉何三苟。何三苟闻讯,请了医生急忙赶来诊治,但尽管医生想尽一切办法,却回天无力。倘若上天再赐给他点生命的零头——那怕一两个月,他也可踏上延水河畔、宝塔山下那片神圣的土地,还能见一见他日夜思念的亲人毛泽东和贺子珍。可惜,饱经风霜的老人等不到这一天便溘然长逝,走完了他生命的全部历程。贺焕文弥留之际,虽有几分遗憾,但他拉着杜秀的手说:“我怕不行了,延安我是去不了啦,不过我能看到今天,也算是幸运的了。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看到了国共再度合作,抗日救国有望。……”说到激动处,他企图挣扎着坐起来,然而无限事,不言中,话没说完,便咽了气。几十年朝夕相处、相濡以沫的丈夫突然撒手而去,只剩下孤零零的她,杜秀悲痛至极,几乎失去精神支柱。何三苟赶忙跑到大余池江,将噩耗告诉特委。组织上交给何三苟一百多元光洋,要他厚葬老人。贺敏学也随即赶到赣州奔丧。
  1938年2月15日,一面新四军的军旗与晨曦、朝晖、太阳一同升起,接受战士们深情的凝视,庄严的军礼。新四军第一支第二团第二、三营从大余池江出发,开赴抗日前线。成千上万的群众云集在池江至赣州的公路两旁,敲锣打鼓,欢送子弟兵上前线。
  3月,赣南特委接到上级指示,将杜秀送往延安。特委书记杨尚奎立即叫来何三苟,当面布置任务,交给他路费。临行前,杜秀将身边所有的物件都分给了“契子”和乡亲,还特地给在经堂前卖茶的七十多岁的李长生老人留下两元钱。杜秀执意专程前往石人前看望何三苟的叔母,两位老人抱头相哭,何三苟的叔母反复叮嘱三苟:“一路上要好好照顾胡氏。”村里的党员、群众也纷纷来为杜秀送行,临上路了,乡亲们给杜秀煮了一碗“满碗”(一碗粉干外加三个鸡蛋),祝愿她一路顺利圆满。杜秀告别患难与共的乡亲们,便与何三苟一同来到赣州城,乘上了烧木炭的汽车,一路颠簸,到达吉安。下车时,女儿贺怡已等候多时,短短数月,只见母亲不见父亲,贺怡泪眼汪汪,相见时难别亦难,母女俩在吉安团聚了三天便分手。杜秀与何三苟继续坐车到南昌转乘火车到九江,然后乘船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至此,何三苟完成护送任务,杜秀则由办事处负责送往延安。
  尽管一路转辗,一路奔波,杜秀心里总默念着,到了延安就好了,在那里不仅能见到长女子珍和女婿毛泽东,还有一同长征的儿子敏仁。可是她怎么也没有料到,红军长征过彝人区时,一群呼啸着的彝民,手持刀枪弓弩,一律黑衣大氅,从山头涧边跃了出来,仿佛是自天而降的神兵。他们呼啸而至,把红军先头部队的枪支弹药抢劫一空。当毛泽东、朱德带领大部队赶到时,眼前却出现了位赤身裸体的姑娘跪坐在路中挡道,而小叶丹则埋伏山头,虎视眈眈,时刻准备动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正确判断出这是试探,派贺敏仁以礼相待,以诚相请,使一场危机得到化解,彝民开始相信红军是一支真正仁义之师。贺敏仁完成了毛泽东交给他的特殊使命,为部队通过彝人区立下大功,并赢得了彝家曲比姑娘的爱情。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私拿了一座寺庙里的铜板,违犯了红军铁的纪律,被保卫部门处以极刑。周恩来闻讯后曾指示“暂不执行”,但等他赶到,命令已经执行,一切都无可挽回。毛泽东曾感慨,做我们的亲戚太难了……
  杜秀同样没有料到,女儿贺子珍在贵州盘县,又经历了九死一生的磨难。那是一天下午,贺子珍随休养连的队伍到达贵州盘县一个叫猪场的地方。日已西斜,准备宿营,突然飞来一队国民党的飞机,轮番进行扫射、轰炸。贺子珍发现一位伤员还在担架上,她马上从隐蔽沟里跳出来,准备招呼两个人把伤员从大路上抬到沟里,就在这一刹那,一颗炸弹落在她的身旁,她来不及多想,猛扑倒在伤员身上。轰的一声,她只觉得全身一阵剧烈的疼痛,便失去了知觉。等她醒过来时,已是几天以后了,弹片把她的头部和背部炸伤了十几处,鲜血浸透了她的军装,染红了战友的担架。长征途中,没有条件动手术的军医只能先把表层的弹片夹出,敷药包扎,但她一直昏迷不醒,口鼻流血水不止。连里怕路上颠簸,会加重伤势,建议把她寄放在老百姓家里养伤。毛泽东闻讯,立即赶来,恳请傅连璋全力抢救,坚持要把贺子珍抬着走。他说:“把她留在老百姓那里,肯定只有死,抬着走,还可能活。”毛泽东语音凝噎,情深意切。以至后来,当贺子珍要离开延安时,毛泽东为了挽留她,曾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死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受伤了,要不行了,我掉了泪。”,由于傅连璋的精心治疗,贺子珍的伤势奇迹般地有了好转,那位她用生命保护的伤员也安然无恙。但肉体中镶嵌着十七块弹片的贺子珍,每到寒风凛冽的冬天,或是阴沉沉的雨季,弹片像钢刀锋刃,在她的身躯各处搅着,苦不堪言。当时延安的医疗条件极差,设备简陋,根本不可能动这样的大手术。恰好邓颖超要到重庆去工作,贺子珍匆忙间告别了还在“呀呀”学语的娇娇(李敏),与邓颖超一同乘车从延安出发。贺子珍原本想去上海治伤,在途经西安时,竟在街头邂逅从上海返回西安的毛泽民的爱人钱希均。钱希均告诉她,在日寇的铁蹄蹂躏下,上海战事不断,一片混乱。出于无奈,贺子珍在西安滞留了下来。正当贺子珍为到哪里去治伤一筹莫展时,碰上了身患肺病、准备前往苏联治疗的刘英及丢了一只胳膊的蔡树藩,断了一条腿的钟赤兵。贺子珍当即给延安去信,要求与她们同往莫斯科。毛泽东看了贺子珍的来信,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他与洛甫商量,给西安办事处拍了电报,同意在第一批赴苏治病的名单里添上了贺子珍的名字;另一方面,他接连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兰州办事处、新疆办事处通了电报,希望他们能好言劝慰贺子珍,使她放弃这次出国的打算。林伯渠、谢觉哉、王定国等同志苦口婆心,但最终未能劝阻住贺子珍。直到1938年1月,贺子珍才抵达莫斯科。身处异国他乡的贺子珍,当然无法得知父亲已告别人世,长眠赣州,母亲只身一人从赣州到达延安。毛泽东安顿照应了杜秀最后的岁月。后来杜秀病逝时,毛泽东亲笔手书墓碑。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把坟给平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自己出钱,再次请老乡重新做坟安葬。
  杜秀离开赣州之际,正是南方抗日健儿不断开赴前线之时。由于新四军主力的开拨,国共双方的摩擦时有发生,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到了1938年10月,赣州的局势开始紧张,“白皮红心”担任保长的共产党钟元素被当局抓了起来。地方党组织感到贺焕文移灵回老家安葬一时尚不可能,长期停放终不是办法。为了以防不测,由李声洪请道士秘密选好墓地,然后悄悄地将贺焕文棺木埋了起来。于是,湖边岗边排添了一座新坟。
  岁月疾驰而过。几十年过去了,坟还是那个坟,墓还是那个墓。一切都凝固了,一切都静止了。贺焕文、杜秀,一南一北,分别长眠在赣南、延安。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的前夕,人们凭吊革命老人贺焕文、杜秀及所有长眠在红土地下的英灵,不仅仅是叫人重温往事,更要贤的是使人记住历史,不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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