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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啸仙:不朽的丰碑

作者:袁凤忠

  在青山绿水的河源,有一位革命烈士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的名字和他的英雄事迹广为流传,这位革命先驱者就是阮啸仙。

  1897年阮啸仙出生在广东省河源县东源县义合下屯村。1918年考入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在校期间,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他与一批进步青年学生组织了广东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担任执行委员,参与领导广州地区的学生运动。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参加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党最早的50多名党员之一。 1922年秋他毕业后,受广东党组织委派,负责筹备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两广区委员会的工作,被选为团区委书记,成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1923年6月,在广州组织“新学生社”,作为团的外围组织,担任该社执行委员会书记。随后,出席在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1923年6月,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党的三大,积极支持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会后,他按党组织要求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协助广州地区国民党改组工作,被任命为国民党临时区党部执行委员。国共合作后,他先后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组织干事、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是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他和彭湃在广州筹备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历届农讲所教员和第三届农讲所主任,亲自讲授《农民运动问题》等课程。在长期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中,他不仅研究广东的农民运动,而且对湖南、广西、湖北、四川、山西、陕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及国外的材料作了广泛研究,他所撰写的《中国农民运动》是当时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大革命失败后,他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留在广州坚持秘密斗争,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后任中共广东仁化县委书记,领导仁化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实行土地革命。 1928年6月,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当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回国后,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1930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河北省委代理书记、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同年底,调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1931年11月,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1933年冬,他受党中央派遣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起,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

  沙洲坝来了位“白面书生”

  1933年11月底,瑞金沙洲坝忽地冒出一位高高瘦瘦的陌生人。此人穿着一身灰色旧式西装,脸色白里透黄,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见了人总是笑眯眯的,却很少与人搭话,严然一副书生模样。
这位陌生人,便是阮啸仙。当时,沙洲坝几乎天天都有新鲜事,什么时候来了一个大官,那一天又来了个洋人,这都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阮啸仙的到来,虽算不上什么“起眼”,但他就住在沙洲坝元大屋的村口,人们常常能见到,于是,人们开始议论:中央政府又来了个白面书生,看上去既很慈和,又像很严肃…… 沙洲坝元太屋驻着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就住在里面;它的右侧二米处是人民委员会,里面住着张闻天等。在元大屋左侧约三十米,有一幢杨氏宗词,洞堂分上下两厅,左右两侧有几间耳房,阮啸仙就住在右耳房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里。

   从变幻莫测的大上海,来到这充满欢声笑语的山沟沟,阮啸仙心里有说不尽的欢欣和喜悦,他常常在村口田埂路上走来走去,有时会对田里干活的群众发出一番感叹:“这里真好,到了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

   阮啸仙似乎感觉到自己穿西装在这里太显眼、不协调,于是换掉了西服,穿起了一套黑色列宁装。自这时起,阮啸仙一直是穿列宁装或中山装,后来再没见过他穿西服。 在瑞金,阮啸仙遇上了他的许多老熟人、老朋友。一天早饭后,阮啸仙与毛泽东站在元太屋门前那棵古樟树下谈笑风生,附近的群众好奇地围了过去。毛泽东和乡亲们都很熟,他指着阮啸他向大伙介绍说;“你们别看他象个白面书生,他可是个顶呱呱的农民运动领袖,我在广东农讲所时,就听到很多人唱这么一首歌,‘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到哈哈笑!地主见到哇哇叫!'他是真能为我们穷人说话办事的,你们欢迎不欢迎?” 经毛泽东这一介绍,人们开始与这位“白面书生”亲近起来。

   不久,人们就听说这位“白面书生”当了中央政府的大官。

  “白脸书生”成了“黑脸包公”

  他一上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就千方百计地增加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入,从各方面节约开支。按照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审计条例》,围绕预算、决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财政的统一和反贪污浪费斗争等,在预算执行、增收节支、企业管理等方面,先后建立起一系列经济管理制度,严肃财政纪律,预防和制止腐败行为。同时,在中央机关、地方政府和红军部队内部设立审计委员会,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审计工作,为人民审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都尊称他是审计战线上的一把“铁算盘”,一个受群众欢迎的“铁包公”。当时,中央苏区群众中唱着这么一首顺口溜:“阮啸仙,真过硬,审计肃贪是能人,群众见了哈哈笑,贪贼见到失了魂。”

   此时的中央苏区,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关头:外部,国民党在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军民的经济和供给异常困难;内部一些混进革命队伍内的投机腐败分子、阶级异已分子乘机作乱,他们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涂改帐目、销毁单据、假造凭证、互相包庇,致使苏区经济雪上加霜。

   为了摆脱困境,苏维埃中央政府采取“两手出击”的方针,一方面是号召大力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掀起检举打击贪污浪费的犯罪活动。1932年3月16日,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对于财政统一的贡献》一文,首次提出实行财政统一,必须建立审核制度问题,决定在中央政府和省政府财政部之下,设稽核员,专门负责审核各机关厂矿收支预决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审计工作并未开展。5个月后,即1932年8月,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22次常会通过《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正式提出中央机关和地方的审计建制问题,规定在财政部之下暂时设立审计处,省财政部设审计科,但此后的审计工作仍未开展。一年后,即1933年9月,这一问题再次提到人民委员会第49次常会上讨论,决定“成立审计委员会,根据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规定,中央审计委员会与最高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相并立,同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中央审计委员会就成了中央苏区国家政权机构的组成部分被置于独立而重要的位置。

   阮啸仙深感责任重大。上任之初,他请邻居杨大嫂缝制了一只特制布袋子,布袋子的式样是阮啸仙自己设计的,袋子宽50公分,长60公分,大袋中套着小袋,层层叠叠缝有七八层。阮啸仙解释说,大袋子可用来放干粮和日常用品,长条袋子是放手电筒的,小袋子分别放记事簿和帐本。这只布袋子缝好后,成了阮啸仙片刻不离身的宝物。

   他常说,自古正人先正己,凡事必须以身作则,以身示范,这样才能树立起一种正气、硬劲,没有正气难以审查出问题,没有硬劲难以除弊。为此,他为审计人员规定了“六不准”工作纪律,要求每个审计人员都要熟记和坚决执行。据当时曾做过审核员的廖德周等老同志回忆,“六不堆”的大致内容有:不准偏听偏信,不难弄虚作假,不准漏查和作不精确统计;不准循私用情;不准吃馆子或吃公饭,外出审查一律自带干粮;不准收受被审人员任何物品。
 
   在审查中央互济总会财务部长谢开松贪污案时,阮啸仙更加沉着、机智。 谢开松是个从事财务会计十多年的老手。当他听到有群众举报控告后,他接连数日躲在暗房里编造假帐。待阮啸仙带着审计人员到达互济总会后,谢开松显得异常殷勤周到,搬出帐本陪着审计人员一边翻帐,一边解释。阮啸仙见此情形,忙将谢开松拉到一旁,要他谈谈互济总会的收支情况。谢开松一条一款说得非常熟练,阮啸仙一条一款记得非常认真。谢井松讲完了,阮啸仙拿过帐本逐项核对,左盘右问,漏洞出来了。

   阮啸仙拉下脸,毫不客气地说:“谢部长,你这本帐完全是现时编造的,不要再要滑头了,请把实帐拿出来吧。”这一下,谢开松的一脸笑容消失了,他拿帐本的手有点发抖。

   “谢开松用各种方法贪污公款共33元8角2厘。一、吞没发动难民开矿的伙食费问元8角9分2厘;二、贪污公家的金戎子一只(重9分)折大洋8元1毛;三、贪污去年5月到订州买货剩余的3元;四、以少报多涂改帐目共大洋2元3毛9分;五、多写公家伙食大洋1元7毛;六、以外还有一只金戎子找不出,有2858元8毛1分5厘没有单据的糊涂帐。

   事情败露的那天晚上,谢开松突然失踪。其实,阮啸仙早有预料,他已与国家安全保卫局和中央工农检察部取得联系并已转知:谢开松在接受审查时形态反常!

   在武阳至会昌的西鹅山渡口,经过化妆的谢开松被安全保卫局人员抓获。与谢开松同行的还有一名中央互济总会的会计,从他们身上搜出2只金戒子和大洋一千余元。2月12日,在沙洲坝鹅公荒草坪,谢开松等受到苏维埃法庭的公开审判。

  阮啸仙率先垂范,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全体干部。他长期患肺结核病,身体非常虚弱,又高度近现,但他常常带病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一次,他正率领审计委员会的同志审查中央印刷厂会计杨其慈的贪污帐目时,因几天几夜的熬夜;累得吐起血来。同志们劝他休息,他不当一回事,用手帕抹抹嘴,用凉开水漱漱口,又继续工作。经过几天的日夜奋战,终于将杨其慈的贪污帐目查清了,贪污分子杨其慈也得到应有的查处。

  血洒青山 为国捐躯

  中央红军长征后,阮啸仙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斗争。1935年3月,在赣南信丰、安远交界处转移途中遭敌包围,在指挥突围的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时年38岁。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的陈毅,在惊悉阮啸仙和中央军区总政治部主任贺昌先后牺牲的噩耗后,含痛写下了一首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诗篇《哭阮啸仙、贺昌同志》:

  环顾同志中,阮贺足称贤。

  阮誉传岭表,贺名播幽燕。

  审计呕心血,主政见威严。

  哀哉同突围,独我得生全。

  时光如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阮啸仙烈士的家乡河源修建了阮啸仙烈士陵园,陵园内树立起“阮啸仙烈士塑像”, 为永远记住阮啸仙烈士的英雄业绩,为了让后代学习他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和奉献精神,当地人民政府新建了一所用烈士英名命名的学校——“啸仙中学”。阮啸仙永远活在家乡人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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