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书摘

　　董健吾(1891～1970)，上海市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圣彼得教堂牧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延安。他的一生极富传奇性。现摘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以飨读者。

　　潘汉年的得力助手

　　1932年以后，中共中央各机关陆续迁往江西苏区，原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也大部分调离，潘汉年接替陈赓，出任情报科长，董健吾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董健吾是特科留下来的老人，他经管的松柏斋古玩店也未遭到破坏，这里成了潘汉年常来常往的一个重要联络点。

　　一天上午，董健吾坐在松柏斋古玩店里，翻看刚刚送来的各种报纸，突然，他被《申报》刊登的一条新闻所吸引。该报称：昨日傍晚，一艘待命驶往南昌的客轮，停泊在十六铺码头，形形色色的旅客正在蜂拥着上船。这时，一辆美式轿车嘎然停在码头上，先走下两个腰插手枪的保镖，旋即又走下一位身着长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故作有派头的样子起步登船。忽然，“啪”、“啪”两声枪响，他当即倒在码头上。凶手迅速逃离了现场。 　　恰在这时，门外传来按特定信号的敲门声，董健吾估计是潘汉年来了。热情地说：“请进来”。来者果然是潘汉年，只见他身穿一套银灰色的西服，头戴一顶银灰色的礼帽，右手手腕上还挂着一柄入时的手杖，鼻梁上架着一副方型墨镜。俨然一副阔商人的派头。

　　潘汉年坐下后，问道：“董老板，在忙些什么？”

　　董健吾指着报纸上的那条新闻，耸了耸肩说：“我正看有关你们‘杰作’的消息。” 　　潘汉年看了一下报纸，微微地摇了摇头，然后说：“我正为这条消息来求你。”接着讲了有关这条消息的来龙去脉。

　　为了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的进行，需要前方有战争经验的同志来充实上海的秘密工作，最近调来一名机要干部，名叫黄国华，他一到上海，就叛变投敌，并出卖了与他联络的地下交通员，同时把他掌握的中央苏区有关的机密报告了敌人。国民党设在上海的特务机关经过研究，认为这个叛徒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于是决定派人护送他去江西南昌，当面向蒋介石报告。

　　潘汉年通过内线的耳目，及时地获知了这个叛徒到上海后的一切活动，并立即向陈云做了汇报，陈云指示说：为了确保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顺利进行，必须立即在上海处决这个叛徒。于是出现了码头上狙击叛徒的这场“好戏”。 　　当天晚上，潘汉年又通过内线得知，这个叛徒被击中一枪，子弹从颈部穿过，竟然没有死，当即被送入仁济医院抢救治疗。潘汉年感到形势严重，再次向陈云做了报告，陈云指示一定要趁这个叛徒伤势严重、陷入昏迷的情况下，把他击毙在医院中。

　　仁济医院是一所教会医院，附设在一座教堂的后面。平时，医院中有着良好的医疗秩序，一般看门诊的病人不准进入住院区，对探视病人的亲属也有严格的规定。这个叛徒住进去后，门前有专人把守，想接近这个叛徒是很困难的。潘汉年和他的助手们认为：若想制定出合乎实际的处置叛徒的计划，必须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四周敌人布防的情况，而要完成这样一项特殊的侦察任务，就要找一位与教会有关的情报人员，打着宗教的旗号，进入病房区视察。这时，潘汉年想到了董健吾，这次来就是布置他去完成这一任务的。 　　董健吾深知这项使命的严肃性，他受命之后，找到医院中一位和自己熟悉的牧师，从闲谈中得知了这个叛徒住在哪个病房。他又以关心病人为名，同这位医院中的牧师巡视了所有的病房，发现这个叛徒住的是单人病房，门口还有两名武装巡捕监守。他回去后，立即向潘汉年做了汇报。潘汉年认为：虽然知道了病房的位置，但我们很难接近，他要董健吾利用与那位牧师的关系，说服他和有关的医务人员，帮助我们拿出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来。 　　董健吾再次拜访了这位牧师，向他说明了情况，这位牧师出于爱国的正义感和对潘汉年人格的信任与崇敬，很愿意帮忙，很快就制定出一个行动计划。当天夜里，我们的保卫人员化装成仁济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一名护士和这位牧师的带领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走到叛徒病房的门口，出奇不意地先制服了两名武装看守人员，然后闯进病房，干净利索地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从容地走出医院，坐上早已等候他们的汽车，安全地撤离了。 　　在战斗中，董健吾和潘汉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3年，潘汉年调往中央苏区，后参加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直到1936年，潘汉年为国共和谈之事来到上海，二人才再次相逢。

　　与张学良的道义之交

　　董健吾到西安后，本想立即返回上海，但去向张学良辞行时，张学良恳切地要求他再盘桓两日，要和他做进一步的叙谈。

　　董健吾留下来后，二人做了多次交谈。董健吾向他介绍了去苏区的情况，张学良也向他介绍了最近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的情况。 　　这是张学良在联共抗日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董健吾听后，对他十分赞赏。

　　最后，张学良直率地问道：“董先生是共产党员吧？”

　　董健吾不无幽默地说：“我只是财政部西北经济专员，也是宋子文先生的信使。”说罢两个人都会心地大笑起来。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通过几天的交往，张学良和董健吾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张学良从董健吾处得知了蒋介石也有联共抗日的意向，这一信息对他后来发动西安事变，实行兵谏，有着重大的影响。

　　张学良对董健吾的人品和学识也极为欣赏，一再要求他多住几日，董健吾因时间紧迫，不敢再留，答应以后有机会再来一叙。 　　受宋庆龄之托，护送斯诺、马海德去陕北

　　再说董健吾送走刘鼎之后，完成了张学良委托之事，十分高兴，心想若是刘鼎能留在张学良身边工作，不仅能给张学良以积极的影响，而且能为革命工作带来不少的方便。他相信刘鼎的能力，定能在西安站稳脚跟。

　　就在刘鼎走后不久，女儿董惠芳带来宋庆龄的一个口信，约他晚上到宋宅一叙，有重要事情商量，究竟是什么事，宋庆龄没有明说。当晚，董健吾趁着夜幕的掩护来到宋宅，李妈早在门前等候，引他到会客室中，宋庆龄已坐在沙发上，恭候他的到来。二人稍示寒暄，李妈端来一杯热咖啡后，悄悄退出。董健吾忙问：“孙夫人有何事相告是不是又去送信？” 　　宋庆龄笑着对他说：“这次不是送信，而是送人。最近陕北传来一信，苏区缺医少药，希望能派一医术高明的大夫前去。同时希望派一名西方记者同去，能够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真实地报道苏区的情况，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红军的影响。”

　　董健吾又问：“人选是否物色好？”

　　宋庆龄说：“人选已经确定，一个是美国医生马海德，一个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现在上海，斯诺现在北京，前些天他专程来上海，要求去陕北访问。但是去陕北千里迢迢，困难重重，需要有人护送，希望你能再辛苦一趟。一者因为你曾去过陕北，情况熟悉；二者你和张学良已成为好友，有事可以请他帮忙。不知你意下如何？” 　　董健吾得知情况后，痛快地答应了宋庆龄的要求。并说：“孙夫人托付的事情，定当照办。谈不到辛苦二字。”宋庆龄请他做好准备，不日即要起程。

　　斯诺到西安后，住在指定的西京招待所，招待所就在火车站附近，是当时西安最高级的宾馆。第二天，马海德主动前来与他进行联络。一见面，马海德就说：“我知道你在等谁，想干什么事？” 　　斯诺听他这样说，大吃一惊，忙问：“你是什么人？”

　　马海德笑着说：“我和你一样，也在等王牧师。”

　　斯诺立即高兴地跳了起来，“你是乔治·海德姆！”

　　原来斯诺和马海德也是第一次见面，因马海德来上海时，斯诺已去了北平。

　　按照宋庆龄的安排，董健吾也由上海出发了。动身之前，宋庆龄又同他做了一次谈话，向他提出了两点：第一，要保证斯诺和马海德二人的安全，把他们平安地送入苏区；第二，要注意保守秘密。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忙，最好能用他的飞机护送。说完，又把联络的物证和联络的暗语告诉了他，并送给他200元做路费和安家之用。

　　辞别了宋庆龄，回家稍作安排，董健吾立即动身，第二次来到西安。

　　董健吾到西安后，从西京招待所的旅客登记簿上看到，斯诺和马海德已经到了西安，于是他直接来到9号房间，果然有两个外国人在聊天。董健吾用流利的英语问道：“两位先生好我可以进来吗？”

　　斯诺和马海德见他的长相、身材、打扮与宋庆龄介绍的相似，心中暗暗高兴，却不动声色地问：“您有什么事，请说吧！”

　　“敝姓王，与m.s是朋友”。董健吾说着，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原来这句话就是他们的联络暗语。

　　“您就是王牧师”两人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董健吾点了点头，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接头信物——半张名片，马海德忙取出另半张，拼对相符，关系接上了。

　　第二天，董健吾去见张学良，把他这次来西安的目的直言不讳地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爽快地表示：“既是毛泽东先生请来的客人，又是孙夫人托办之事，我一定尽力帮忙。”

　　“孙夫人的意见，如上次那样，最好让两位外国朋友坐您的座机去苏区，这样比较安全。”董健吾要求。

　　张学良说：“坐飞机没有问题。但是我新换了一位美国驾驶员，如果送两个美国人去苏区不回来，他可能会说出去，很难保守秘密。”

　　张学良建议董健吾，先与西安地下党联系，通知中共中央派人来接，由他提供军车，并出具通行证护送两人去苏区。董健吾也表示赞成。

　　董健吾又和刘鼎进行了研究，决定坐东北军的军车直接到延安，然后派人护送进苏区。不久，就有一辆军车去陕北，但只有一个座位，马海德因为带的药品、行李较多，急于要走，所以决定他先走，斯诺暂留在西安。

　　在这段日子里，董健吾和斯诺进行了多次谈话，向他介绍了国内的政治形势，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趋严重，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在这种形势下，很可能出现“联共抗日”的新局面。斯诺也向他介绍了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情况。董健吾还向斯诺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介绍了他去陕北送信的情况。斯诺还询问了董健吾本人的经历。二人谈得十分投机。

　　关于董健吾的情况，斯诺写道：“在这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做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他曾经在上海一所教会学校里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里颇有地位，一度自己有个教堂，我后来知道，在共产党中间，大家都叫他王牧师。像上海的许多发达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样，他参加过操纵该市的青帮，从蒋介石也是青帮中人到青帮头子杜月笙，他都认识。他一度在国民党中担任过高级官员，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泄露他的真实姓名。

　　一些时候以来，王牧师就丢官弃教，同共产党合作。这样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节，到各种各样的文武官员那里去进行游说，帮助共产党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了解和支持共产党的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至少在张学良那里，他的游说是成功的。”

　　送毛氏兄弟去苏联

　　送走斯诺和马海德之后，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张学良却要他在西安多盘桓数日，以便做进一步的交谈，董健吾只好留了下来。张学良又与他几次谈话，介绍了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的情况，并多次留他吃饭。一次吃饭时，董健吾发现张学良面有不悦之色，饭也吃得很少，忙问是什么原因原来张学良有一对明代的花瓶，十分喜爱。赵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个，他很心疼。

　　董健吾说：“是什么样的花瓶，能不能拿来叫我看一看。”张学良就叫人把另一个花瓶拿来，董健吾仔细端详了一阵儿，然后说：“这个花瓶不是明代的，而是清代的。”

　　“何以见得呢？”张学良诧异地问他。

　　“我经营过古玩店，对瓷器的鉴别还略知一二。瓷器主要从造型、图案纹饰、胎、釉和款式五个方面来鉴别……”一席话，张学良觉得顿开茅塞，赵四小姐也转忧为喜。二人齐声称赞他的学识渊博。张学良又命人把两只最珍贵的九龙杯取来，请董先生帮助鉴定鉴定。

　　董健吾又观察了一阵儿，最后结论说：“这也是两只仿造得十分高明的赝品。”

　　张学良听后吃了一惊，忙问缘由。董健吾的分析，张学良听后深为折服。

　　这次谈话之后，董健吾向刘鼎做了汇报，告诉他张学良夫妇很喜欢瓷器，为了联络感情，可以买几件瓷器送给他，刘鼎也表示同意。于是董健吾到南院门里找到一家古玩店，该店的老板常到上海办货，和松柏斋古玩店有过生意往来，和董健吾也很熟悉，董健吾从他那里买了一套宋代彩瓷，因为是熟人，又是同行，所以花钱不多。给张学良送来后，他夫妇一见啧啧称奇，爱不释手，非以重金买下不可。董健吾却坚辞不受。

　　关于此事，董健吾之子董寿祺回忆说：“此后，父亲就成了张家的常客，既谈国事，也谈生活琐事。后来张学良听说家父要回上海，就设家宴为之饯别。席间，张问有何要求，父亲说：‘副座能停止内部，一致抗日，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他又问，有没有私人要求原来张还在为馈赠古玩一事感到不安。父亲见张学良如此诚意，也就提出要求说：‘我有三个小学生，两个是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蒙照顾，望能送他们赴苏读书，以备日后为国效劳。’张学良若有所思，面露笑容，答应照办。”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自称姓张，刚从西安来。董健吾听出是张学良，真是喜出望外。张学良告诉他要履行在西安许下的诺言。

　　董健吾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后，认为送毛泽东的两个孩子出国，是件大事，不敢擅自决定，立即向地下党组织做了汇报，并请示如何办理。组织上决定派刘仲华(与董健吾的单线联系人，建国后曾任北京园林局局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同他一起去见张学良。

　　第二天一早，董、刘二人就来到上海西郊哥伦比亚路的一家法国咖啡馆，咖啡馆刚刚开门，服务员领他们进了一个幽静的单间，他们要了两杯咖啡慢慢地饮着。一会儿，张学良和李杜也走了进来，张学良向他们介绍说：“来！认识一下，这位是李杜将军，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董健吾也向他们介绍了刘仲华。四人坐定后，张学良说：“董先生，非常抱歉，我这次秘密来上海，不便约你们光临寒舍。最近李杜将军要到苏联去一趟，说是去考察，实际上是要把撤退到苏联的抗日义勇军重新组织起来，带回国内。借此机会，我想让李将军把你的三个孩子带到苏联，你们看这么办是否妥当？”

　　对张学良的安排，董健吾、刘仲华表示同意，张学良又说：“三个孩子的出国费用由我负责”，随即将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给了董健吾。要他尽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做好出国的准备。

　　“少帅真是一诺千金！”董健吾十分感慨地说。

　　事情谈妥后，张学良立即站起来说：“此地不便久留。”于是四人匆匆离开，张学良担心董健吾等人的安全，亲自用汽车把他们送到了法国公园，一直看着董健吾和刘仲华两人平安进了公园，他才驾车离去。

　　董健吾回去后，马上为孩子们做出国的准备。不久，董健吾用汽车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祺三个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麦式的小洋楼，他为三个孩子准备了一间卧室，放了宽大的席梦思床。还让自己的副官教他们怎样吃西餐，在国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党研究后，决定派上海赤色工会工作的杨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国，一路上负责护送三个孩子。

　　1936年7月初，李杜将军化名王元华，通过各种关系办妥了出国手续，带着三个不属于他的“儿子”，登上了法国邮轮斯芬克司号一说是法克斯劳德泽尔号，去苏联考察。随行的有他的副官、秘书、翻译，还有张学良的一个师长，加上杨承芳和三个孩子，共9人。船经香港、西贡、孟买、苏彝士运河、地中海，于8月初到达法国马赛……(王光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