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云 驰 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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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刘米拉
1926年，刘志丹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党组织派他在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工作，参加北伐。27年7月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反共，将该部的刘志丹、宣侠夫、刘贯一等几十名共产党员“礼送”出境。刘志丹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只有滚蛋。”
刘志丹回陕西工作，省委派刘志丹、唐澍等与西北军许权中旅一起做武装起义工作。从5月中旬到6月25日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失败了。起义的失败使刘志丹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有革命的武装。
1929年7月，陕北特委的红石峡会议决定，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意见，决定采用“红色”、“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势，开展武装斗争。红色：是建立工农游击队；灰色：是做绿林武装的工作；白色：是做国民党军队的工作。这是一个大胆的创见。
不久，刘志丹回到了保安县作兵运工作。永宁山党支部通过合法斗争，巧妙地夺取了县民团的指挥权。党支部立即把民团改造成为共产党掌握的武装。这支武装在以后刘志丹组织武装的斗争中，提供兵源，储备武器弹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刘志丹、谢子长先后派青年党、团员打入苏雨生、陈珪璋、譚世霖等部。张秀山、王世泰、刘景范、贺晋年等都曾被派到军阀部队搞兵运工作。大大小小搞了几十次兵变，都没有成功。刘志丹总结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从实践中悟出：“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无产阶级应该也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条件，搞革命武装。”
1929年8月，刘志丹就辞去了陕北特委的工作，只身到陕甘边界一带考察地形，联系群众。刘志丹选定，北起定边，南到耀县的桥山山脉。地处陕西甘肃交界，国民党的统治势力薄弱，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处。
1930年10月，刘志丹在保安县永宁山支部的配合下，在合水太白镇，袭击了陇东民团军24营，缴枪50余支。至此刘志丹武装起了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队伍中建立了党支部。他把队伍拉入石峁湾的深山密林中进行训练。
1931年3月刘志丹的队伍，与赵连壁、贾生才、同守孝、杨丕盛的民间武装汇合，部队扩大到300余人。建立起陕甘边区第一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活动，建立南梁游击区。
刘志丹从实践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这条道路并不平坦，经历了几次大的波折。
左倾指挥，南山失败
陕西省委杜衡任书记时期，极力执行“极左”的路线，打倒一切，凭主观臆断指挥部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南山失败。
1932年12月，省委决定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26军2团。杜衡在整编过程中极力进行宗派活动，原游击队领导一概被他排挤掉。他主持召开选举2团团长的大会。原来的排以上的干部一律不能参加选举。士兵大会推举时任班长的王世泰同志为团长。由于王世泰同志的坚持，才留下刘志丹当政治部主任。杜衡自己任军政委兼团政委。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6军第2团。
杜衡不同意刘志丹等人建立陕甘边区根据地的意见，不顾刘志丹、黄子文、张秀山等同志的反对，强令红26军南下。迫使2团离开三原后，他就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离开了部队，让汪锋代理2团政委。
杜衡回到省委，被捕叛变，致使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省委机关撤离。
红二团渡过渭河，敌人马上派警备第一旅和特务团进行追堵，刘志丹、王世泰、汪锋率领部队一日五战，边战边走，到流峪口，终于明白这里根本没有杜衡说的红军。又被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包围，全体将士浴血奋战，几乎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突围，辗转回到了陕甘边区。
刘志丹等一行人终于在1933年10月4日农历8月15，带着几支驳壳枪回到了照金根据地。
创建根据地：
遭受如此大的挫折，刘志丹与战友们又重新干起来。
1933年11月，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的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以前的斗争经验，讨论部队建制，根据地的建设和行动方针。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成立42师。42师下辖3团和骑兵团。
会议决定成立三路游击队
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
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以庆阳、保安、合水游击队为基础。
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以照金游击队为基础。
这个“狡兔三窟”的方针，使根据地之间互为照应。
会后，刘志丹、王泰吉率42师，分兵两路，扫荡周围的反动民团，为南梁根据地打下初步基础。建立了农会，组织起1000多人的赤卫队。
总计从1933年冬到1935年春，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下，26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解放了陕甘边区十多个县，拔掉敌人成百个据点，建立了十几个游击队，进行了土地分配，先后建立了11个县的苏维埃政权。
1934年9月19日，成立了42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下辖两个连。
1934年10月10日，成立了42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下辖3个连。
郭宝珊的军队来到陕甘边，成立义勇军。
至此42师一共有5个团的建制。
1934年11月在南梁荔园堡开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刘志丹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实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的战略方针，使根据地不断的巩固和扩大。
在陕甘边边区有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这些政策保证了边区的巩固、扩大和发展。
土地政策：
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
陕甘边区在合水、庆阳、保安、安塞、甘泉等部分巩固地区分了土地，办法是：对地主废除债权，没收土地、财产和生产工具，分给无地的农民和贫苦农民，同时还给地主留少量的土地、农具，要他们自己生产，维持生活。对富农，只没收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这样做是为了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地主，对革命有利。
粮食政策：
当时没有征粮任务。没收地富的土地，粮食和羊，除按政策分配给群众外，剩余则作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公田、公粮、公羊，保存在村子里，以备食用，为此在中心村设立了“红军公田”和“红军公粮站”，红军走到那里都有吃的，不增加群众负担，军民关系犹如鱼水。
恢复集市贸易：。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恢复了集市贸易，每隔三天一集，逢集有卖布匹、棉花，山货、草药，还有卖余粮的。集市贸易起到促进了边区商品流通和活跃经济的作用。
同时，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设法和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以物换物；并且通过在西安的地下党购买物资；大力发展边区生产，壮大自己的经济力量。
发展边区金融事业：
为了保障人民生活和边区经济建设、稳定市场，边区政府决定废除了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印制发行了边区政府自己的货币，苏区内一律使用边区政府的边币。发行数量不大，但价值很高，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价格和货币价值都十分稳定，受到群众的拥护。
统一战线政策：
刘志丹很注意统战工作。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一贯采取对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都要争取过来，反对主要的敌人蒋介石。
刘志丹经常告诉干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陈国璋部队里刘保堂；黄陵县小石崖的民团团总罗连成；合水民团团总贾生财；这些团结的朋友都给与红军物质上的援助，或帮红军看护伤员。黄龙山的郭宝珊，刘志丹多次派人去做郭宝珊的工作，一九三四年底他带一个营起义，参加了红军，在陕北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战斗中，他的部队打得很勇敢。郭宝珊入了党，为党做了许多工作（肃反被关押）。
陕甘边地区哥老会的势力很大。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张秀山这些同志都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哥老会的头子苍沟的马大爷，南梁的郑大爷，太白的白大爷，这些人都对红军有很大的帮助。给红军送信，侦察敌情，买子弹，掩护我们的同志，做了很多工作。
文化教育：
进行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边区政府还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在南梁办了军政学校，培养军政干部，刘志丹亲自讲军事课；马文瑞、蔡子伟、吴岱峰兼任教员。
边区还创办了列宁小学，张景文任校长兼教员，教边区的孩子识字，学习知识。还办了成人识字班。
此外，陕甘边特委还办了特委的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和刊物《红色西北》。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33年夏，以马明方、崔田夫为首的中共陕北特委，扩大了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创建了二、三支队，开辟了安定、绥德、神府三个游击区。
1933年底，谢子长以北方代表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回到陕北，领导陕北的武装斗争。
1934年7月敌人对陕北地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7月25日谢子长、郭洪涛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边根据地。并参加了在严家洼子召开的联席会议。在会上，谢子长宣读了上海临时局和驻北方代表的两封信。不顾具体事实，否定红26军，不负责任地指责陕甘边党委和红26军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浓厚的土匪色彩”五顶大帽子。他们的横加指责，引起与会同志的极大不满。
刘志丹等考虑到敌人“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大局，没有争辩，决定派红3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反“围剿”。
会后，陕甘特委和刘志丹决定，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及数百银元。给了陕北游击队极大的支持。
谢子长率红3团（王世泰任团长）返回陕北。粉碎了井岳秀对陕北的“围剿”。
1935年1月30日，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27军84师。
1935年1月，经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的建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率红2团北上上到陕北赤源县（安定县）水晶沟灯盏湾，看望养伤的谢子长，就建立陕北、陕甘两块根据地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机构，及组织第二次反“围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达成了共识。
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举行了联席会议，刘志丹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正式统一了两地区党和军队的领导。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西北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
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统一和西北根据地的形成，西北根据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红军的胜利发展，惊动了蒋介石。1934年10月以后，蒋介石开始策划第二次“围剿”，调动了共6个师30个团约4万人马包围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妄图各个击破，进而达到消灭的目的。当时，我陕甘边、陕北、神府根据地被敌军分割，互不连接，主力红军虽有二十六和二十七两个军的番号，但实际兵力不足4000人，即使加上地方游击队3000余人，合起来也还不足敌军的十分之一，武器装备更无法相比。
刘志丹亲自起草了粉碎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为了粉碎敌军的“围剿”，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继续留在陕北，亲自指挥主力红军在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部署陕北、陕甘整个战场的布局。
留在陕甘根据地的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同志率领骑兵团，跨越子午岭，一举攻占陕西长武县城；奇袭国民党环县县政府；出击延安敌军和民团10余次，有力地牵制了敌军的兵力，打乱了敌军的“围剿”部署。
1935年4月13日马鸿宾的三十五师直扑陕甘边根据地的核心地带荔园堡，习仲勋、刘景范率领陕甘边的干部转移。为了保存实力，按照刘志丹的战略部署，决定放弃南梁，向敌后三边一带发展。4月14日，南梁荔园堡被敌三十五师侵占，陕甘边领导机关暂时迁移到保安县石卯湾。后陕甘边政府又转移到甘泉县洛河川桥扶峪一带。
刘景范接任陕甘军委主席，率红二团，向敌后三边进军，包抄敌人后路。红二团作为主力红军的一部分，保卫了陕甘边区，牵制了敌人。
刘志丹指挥西北红军，1935年5月9日到6月30日止，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转战800里，从东向西一连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共6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七个师，32个团，共6万余兵力的进攻。歼敌正规军2000余人，民团5000余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4000余人，解放了6座县城，苏区扩大到30多个县，陕甘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
不计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捍卫边区。
这块根据地是这些前辈创建的，也是他们用生命捍卫的。
正当红26军、27军节节取胜的时期，在共产党内部孕育着一场残酷的斗争。
在1935年7月份蒋介石成立了“西北剿匪司令部”，调集东北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軍一部分，及五省军阀，共计十万多人，是红军的十余倍，进行第三次围剿。陕北、陕甘苏区面临着更严酷的战争
，在共产党内部却孕育着一场残酷的斗争。
北方局派朱理治、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鸿钧，先后来到延川县永坪镇。他们是带着北方局的指示，来批判刘志丹的“右倾机会主义”，拉开错误“肃反”的序幕。
他们一来就支持某些人的不切实际，极左的政策。
郭洪涛1935年秋天派到陕甘来的李景林、惠碧海查田工作队。在陕甘边的洛河川搞查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已经分过地了，他们又把给地主留下的土地，财产全部没收，甚至把人也杀了，有的把地主全家送劳改队劳改。他们在划分阶级上宁左勿右，把好多中农划为富农，富农划为地主，搞得人心慌慌，中农很动摇，不满意这种土地政策。查田工作队甚至支持流氓、二流子，抢劫群众财产，把边区政府的物资也抢走分配了。遭到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的坚决反对。由习仲勋主持召开陕甘特委会议，解散了这个工作队，要他们向群众检讨。这样一来，郭洪涛把刘、习的制止行动，说成陕甘边反对分配土地。在1935年错误“肃反”中做为开除习仲勋、刘景范党籍的一条罪状。
1935年8月下旬，得知红25军来到陕甘边区附近。刘志丹亲自写《为欢迎红25军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派习仲勋、刘景范前去迎接。刘景范、习仲勋到保安瓦子川去找到红25军，热情地把他们迎接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区，桥扶峪、高桥等地休整。发动群众，慰劳红25军全体官兵，开群众欢迎大会。9月14日送他们进入陕北苏区延川县永坪镇，两天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会师。
1935年9月17日，在永坪镇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与鄂豫皖省委的联席会议。在会前朱理治（北方局代表）、聂洪钧（上海临时中央局代表）、程子华（25军政委）三人组成了“中央代表团”，主持会议（这个“中央代表团”后来被党中央否定）。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早上，主要内容是批判红二十六军是“右倾机会主义”，要展开肃反。会议取消了“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改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聂洪均任军委主席。将25、26、27军合编为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张秀山任供给部长。这是一个非法的组织，召开的非法会议，强加给刘志丹等陕甘、陕北领导人。
朱理治下令把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八十挺机枪交给二十五军。接着又组织了一个郭洪涛参加的六人小组，在陕甘晋省委领导下进行“肃反”具体工作。
在二十五军来以前。刘志丹就在研究劳山战役的计划，准备打东北军的110师。红十五军团成立以后，徐海东、刘志丹即率军南下，准备部署劳山战役。
劳山战役，战争非常惨烈，最终红军取得了胜利，消灭了110师，击毙师长何立中。
就在战争节节取胜，苏区不断扩大的时候，“肃反”的黑手已经伸向了这些革命志士。
劳山战役前在后方就将原西北工委的张秀山，张文华，蔡子伟和原西北军委的张庆孚，朱子休等已经逮捕入狱。
劳山战役后，10月初他们将刘志丹骗离前线，刘志丹途径安塞真武洞时，碰见从瓦窑堡来的通讯员，说是有给15军团的急件，顺手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一看，原来是秘密逮捕自己和其他人员的名单。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为了保住红军，保住根据地，他不顾个人安危，毫不犹豫径直奔赴瓦窑堡，打算向“中央代表团”申诉，宁愿自己被捕，也不要逮捕前线其他指挥员。但他一到瓦窑堡就被投入监狱，根本不容他申诉。
陸续逮捕原西北红军的领导人高岗、惠子俊、杨森、杨琪、习仲勋、刘景范、张策、黄子文、马文瑞、黄罗斌、郭宝珊、任浪花、朱子休、张文舟、李启明等等……和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干部，陕甘边区县以上的干部，都被逮捕，严刑拷打，准备活埋他们的大坑都挖好了。
张秀山同志被捕，遭到多次严刑拷打，几次昏死过去，醒来他大哭：“你们杀了我算了！我死没问题，26军创建不容易，你们可怜可怜26军，这里边的干部全是好的！”他的话让审他的人都为之动容。
红军营长于震西被捕，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一刀地扎，到死他都没有低头，没有诬陷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肃反过程中，西北干部才知道。25军杀害了一直隐蔽在杨虎城部队工作的张汉民同志以及他部队里的100多共产党员。他们把为张汉民作证的汪锋同志拴在马后拉到陕北，关在监狱中。
据统计，肃反期间被杀害的革命志士有200多人（不包括张汉民部队的人）。
这些倒行逆施造成西北红军和苏区人民的惶恐不安，反革命趁机造谣，有些地区游击队叛变，群众反水。苏区内忧外患情况十分严重。
10月红一方面军到吴旗镇，当地的干部马上迎接。赤安游击队政委和队长龚逢春、张明科向中央红军讲述了肃反的真实情况，引起中央的重视，马上进行调查。立即要求肃反负责人：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党中央派王首道和贾拓夫等同志组成工作组，前往陕甘晋省驻地瓦窑堡调查并制止肃反。
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从前线回到瓦窑堡，他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起，听取五人小组关于审查肃反案件的汇报。毛泽东严肃指出：逮捕刘志丹是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是‘疯狂病’，应予立刻释放。自此，所有被迫害的同志，才从屠刀下获救，先后释放出狱。
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在这么严酷的党内斗争中能够保存下来，正是由于广大陕甘、陕北的真正革命的干部的坚毅党性、钢强意志、顾全大局的觉悟，以革命大局为重，不顾个人安危，这一切是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自相残杀，这块千辛万苦，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就没有了，他们是用性命来保存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这就是他们伟大之处。
试想，如果刘志丹不去就捕会怎么样？如果其他干部拒捕，去营救刘志丹，又会怎么样？这块根据地还存在吗？中央红军到哪里去？中国革命又往哪里走？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是中央救了陕北，也是陕北救了中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