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云 驰 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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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纪事
何亚平整理编写
编者按：此文是为纪念毛泽东题词70周年而写。
70年前的10月19日（1942年）， 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会期88天，至1943年1月14日结束。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边区政府的工作，特别是经济和财政工作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总结。12月，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科学地总结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针对日军进攻和国民党包围封锁造成的解放区财政经济的困难，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和“精兵简政”的政策，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1943年1月14日的会议闭幕式上，表彰了在大生产运动中作出显著贡献的3个单位和22名干部，同时处分了6位假公济私、贪污腐化的干部，落实了奖罚严明的政策。受到表彰的22名干部荣获了由毛泽东亲笔题词的奖状。获奖者在热烈的掌声中登上主席台，从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手中接过奖状和一条延安生产的毛毯。
时隔70年，部分受奖者的后人相聚一起重温了这段历史，心中真是感慨万端。为了将父辈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特撰写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纪事》一文。以示对革命先辈们最真诚的纪念。
前 言
1937年1月1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中央机关进驻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指导中心和总后方。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1937年2月后，两党反复商谈，8月中旬蒋介石同意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9月6日，根据两党协议，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并成立了边区政府。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0月间，又将在南方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从1937年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财政大体经过了：依靠外援与休养民力；严重财政困难与艰苦奋斗；生产大发展与丰衣足食；保障供给与支持解放战争四个阶段。
一 边区经济困难重重
陕甘宁边区位于黄土高原的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交界处，这里自然条件恶劣，水土流失严重，经常发生水、旱、风、霜、虫等灾害。虽土地辽阔，但人口稀少，地瘠、民贫、生产落后。农业靠天吃饭，耕作粗放，广种薄收，亩产平均在2斗至3斗5升左右。经济基础十分薄弱。
国共合作初期，边区政府贯彻执行了“争取外援，休养民力”的方针，财政基本处于无税或轻税状态，每年征粮仅限一万多石，鼓励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边区政府和八路军、新四军的财政开支，相当部分来源于外援：国民政府划拨的经费，以及华侨、国际友人的捐赠。例如1938年外援金额为
468.5万元。
1938年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改变其侵华策略，把主要兵力压向我抗日根据地战场。1938年
底日军对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频繁、残酷的大规模“扫荡”，实行极其野蛮凶残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进行细菌战，制造千里无人区，妄图从根本上摧毁我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1938年11月20日，日军飞机将延安城炸为一片废墟。
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与日寇遥相呼应，掀起新的反共高潮。1939年l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诸多的法案也相继出台了。1939年八路军已发展到13万多人，但国民党当局为限制八路军的发展一直按4万多人的编制发给经费，使得边区政府的财政越来越入不敷出，困难重重。
从1937年初起，通往延安的小路上，经常能看到历经千辛万苦徒步数百里，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 延安的非生产人员逐步达到五六万人，购粮款大幅度增长，一度占年财政收入的18.86％，解决吃饭问题成为边区政府的大事。
边区广大军民对“外援”的依赖心理依然存在，忽视了发展生产。早在1938年，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已开始显露，虽然国民党尚未停止提供部分经费，但种种迹象表明，边区将会遇到严重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对此已有预感，提前向八路军留守兵团的负责同志打招呼：要学习搞生产，把生产、学习和战斗结合起来抓。留守兵团各部为了改善战士们的生活，试作开展了种菜、养猪、打柴、做鞋等生产。
二 伟大的号召
1939年边区经济困难已经日益明显。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的号召。2月2日，在延安北门外的中央组织部大礼堂里，中共中央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面对党、政、军、民各界的七百多位代表，毛泽东做了一场深刻而生动的动员报告。他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陕甘宁边区的环境条件，讲到摆在面前的巨大困难，向人们尖锐地提出了“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这一严峻课题。
毛泽东说：“今天，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民在经济上遇到严重困难，吃不饱，穿不暖，生活用品奇缺，大家都有切身的感受，喝小米稀饭，盐水泡野菜，都难以维持。”“怎么办呢？”毛泽东诙谐而风趣地说：“现在和大家商量，究竟如何是好。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条道路，应该选择哪一条？第一条是把革命队伍解散，都回家当老百姓。”话音刚落，就引得整个会场哄堂大笑。毛泽东也哈哈大笑：“看来，你们不同意把革命队伍解散。好吧，那么我提出第二条道路，叫做束手待毙，就是坐着不动，等候饿死。”讲到这里，他双臂交叉，向胸前一抱，做出个束手无策的样子。动作十分自然逼真，严肃而幽默，再次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毛泽东继续讲：“看来第二条路大家也不愿意走，你们既不想解散回家，又不想坐着等死，那就只剩下第三条路了，叫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全边区各行各业一齐行动起来，参加农业生产。人人都有两只手，劳动起来样样有，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不但要完成自己本身的学习和业务工作，还要改善生活。丰衣足食，吃得饱，穿得暖，要满面红光，兵强马壮，只有这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总之，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
从1939年起，边区的部队、机关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在住地周围开荒种菜、种粮，一场旨在拯救自己，拯救革命乃至拯救民族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遂步开展起来。
然而万事开头，一年下来，开荒种菜、种粮虽然改善了伙食，但所得收获对于困难重重的边区经济与财政则是杯水车薪收效甚微。
三 黎明前的黑暗
天总是会亮的，但黎明前的夜则是最黑暗、最深沉、最压抑的。
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大的军事进攻：胡宗南等部袭占陕甘宁边区的淳化、栒邑、正宁、宁县、镇原等五县城，并袭击驻合水等地的八路军。山西的阎锡山部队向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发动进攻。在晋冀鲁豫地区，国民党朱怀冰、石友三部于1939年11月和1940年1月，先后向冀西和冀南的八路军进攻。各抗日根据地在中共中央指示下，站在自卫立场上，对于来犯之敌予以坚决回击。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仍对我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从1940年起，蒋介石明目张胆的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先后调集了50万军队，在西起宁夏，南沿径水，东迄黄河，绵延千余里的地带，设置了五道封锁线，构筑了9200多个碉堡，把陕甘宁边区像铁筒一样严密封锁起来。他们不仅武力侵占了陕甘宁边区三万多平方公里土地，而且在经济上严禁国统区物资特别是布匹、棉花、药品、电讯器材、粮食等军需品流人边区，叫嚣“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进边区，使边区对外贸易几乎断绝。1940年10月，国民党方面又停发八路军军饷，同时对边区实行断邮，致使整个外援全部无法汇兑。国民党妄图用这种办法削弱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力量，把我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困死、饿死。再加上了边区连年遭受旱灾、虫灾的侵害，天灾人祸，祸不单行，延安迎来了8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岁月。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曾经弄到了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财源枯竭使得边区政府不得不把税收转移到了当地民众身上。1939年前边区政府每年征收的公粮数额不过一万多石，1939年猛然蹿升到了五万多石，1940年，边区政府不得不计划征粮10万石，人均负担已达21斤，即使这样，仍无法渡过难关，1941年公粮收缴达到二十万石，短短两三年间翻了近二十倍。以至于当地老百姓交了公粮，留下第二年的种子，基本上就只剩两个月的口粮，百姓们真是叫苦不迭。
1941年6月3号在延安杨家岭小礼堂召开陕甘宁边区各县县长联席会议，会议的议题是公粮的征收与农民的负担，会议进行到下午，暴雨突至，一声巨雷击中了会议室当中的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一位县长来不及躲闪，当场触电身亡。在安葬这个县长的时候，一位延安农妇就借这个事情发牢骚：“哎呦，把这个县长劈死了，雷公为什么不把毛泽东劈死。”公安人员立即把这个农妇逮起来，请示毛泽东怎么处理这个农妇。毛泽东很清醒、很理性的说：问问他们，我毛泽东哪得罪了农民，他们为什么这么诅咒我。
经过了解，这位延安农妇，上有公婆，下有三个年幼的孩子，丈夫已在支援前线的战斗中牺牲了，恰恰又赶上了陕北连续三年干旱，收成特别少，但是村上的干部还是一如既往的三天两头到她家里催交公粮，她早已是不堪重负。最终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延安农妇被无罪开释。这个事件更加促进了边区政府和扩大军民开展大生产的决心和行动
黎明前的黑夜，蕴育着光明，充满了希望。
四 359旅屯垦南泥湾
359旅初战不利
1937年2月，能征善战的红二方面军六军团正式改编为八路军120师（贺龙任司令员）359旅，王震任旅长兼政委，并立即开赴华北前线转战于晋察冀、晋绥各抗日战场上。1939年9月6日359旅奉命由华北前线调回陕北，担任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任务，驻防在绥德、米脂、蔚县、吴堡一带。王震旅长把部队安排好以后，立即赴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和请示工作。对于部队开展生产运动的问题，毛主席再次强调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用我们的劳动，战胜经济困难的精神。
贺龙司令员一次来绥德巡视工作时，也亲自作了指示，他说：“劳动是工农大众的固有品质，是八路军的光荣传统。生产不仅可以改善军民关系，使军民更加团结一致抗战，生产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想意识，使我们从实际中体会到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最后他强调指出：“生产任务就是战斗任务，我们不能有任何轻视。”
王震旅长立即号令全旅：“我们坚决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保证在不影响战斗、训练任务的情况下，做到全旅生产自给”。王震旅长找到旅供给部长何维忠仔细研究了这件事，叫何维忠积极进行准备，拟出生产计划。
何维忠和几个科长加班加点很快草拟出生产计划，交旅军政委员会（即旅党委会）审查修正。旅军政委员会决定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原则是：统一管理，分散经营，大家动手，各尽所能。在经营方针上，决定以农业第一，工业与运输业次之，商业第三，其他如副业和小型手工业等，只要条件允许也不放弃。全旅生产业务，由旅供给部负责领导。并提出
“不让一人站到生产战线之外”的口号。
1940年春，359旅的将士们立即披甲力田，在驻地周围开展起生产自给运动。第一年生产收效不大，359旅的官兵大多为南方人，把南方的耕作方法搬到陕北，庄稼怎能长好？最主要的还是当地土地有限，不够耕种，因而当年农业收获不大，除了种子以外，仅够添购工具之用。全旅将士们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
朱总司令亲自踏戡南泥湾
国共第二次合作后，朱德任八路军总司令，一直率八路军总部转战太行山区，指导八路军协同友军正面对日作战，领导华北抗日军民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并同国民党投降派展开有理有节的斗争。在晋察冀鲁豫开辟创建了大片抗日根据地。日军原打算迅速战领华北，并从政治、经济上全面控制华北地区，以便从华北掠夺大量的物质资源，使其沦为第二个东北，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朱总司令率领的八路军彻底粉碎了日寇的美梦。
朱总司令早年曾熟读《三国志》，很赞赏曹操“开芍陂（今安徽省寿县）屯田”的作法，认为“军垦屯田”这是解决军队生活必需品的好办法。在晋察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朱总司令将这一思想赋予实践，号召“部队在不妨碍战斗的情况下，要开荒种麦，非战斗部队尤须注意这一点。”
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斗争已进入更艰苦阶段，财政经济问题的解决，必须提到政治的高度，望军政首长，各级政治机关努力领导今年部队中的生产运动。开辟财源，克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并要求全军“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也发出《关于生产运动的指示》。
1940年5月26日，朱德从前线回到延安，非常关心陕甘宁边区的经济财政工作。为了尽快解决边区最紧迫的吃饭问题，他再次提出，在不妨碍部队作战和训练的前提下，实行军垦屯田。朱总司令指示说：边区地广人稀，只有一百多万老百姓，我们这样多的机关、部队，如果都靠人民负担，那怎么能行呢？部队参加生产后，不仅可以休养民力，增进军民关系，同时还可使我们指战员，在劳动中得到锻炼。要想把生产自给运动开展起来，必须充分作好思想动员和组织准备工作，要鼓起大家的信心，要用我们劳动的双手，建立起革命的家务。
当时边区政府建设厅的农业专家乐天宇在延安东南约45公里处发现一个叫烂泥洼的地方，纵横一、二百里。它的中心地区由三道河川构成，河川两岸，土地肥沃，水源丰足，很有开垦价值。相传八、九十年前，烂泥洼一带曾是人口稠密的富庶地区，因为战争的缘故，人民非死即逃，致使这个地方荆棘遍野，莽草丛生，变成了豺狼虎豹的巢穴，土匪强盗出没的场所。如果能把烂泥洼开垦成良田，种上粮食，边区军民的吃穿就不用发愁了。
朱德得知此情后，亲自同乐天宇三上“烂泥洼”考察，并与乐天宇攀谈：“这片水草地，泥是烂了一些，要是开田种水稻，会变成田连阡陌的江南水乡。天宇同志，我看可以给它起一个名字。”乐天宇讲：“你的意思是——？”朱德一字一顿说：“叫它南泥湾。”
朱德又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首道等前往延安西川、南泥湾等地考察。了解到边区的北边联结着晋西北根据地，受顽固派军队的威胁较小。可边区的南边，胡宗南的部队总在蠢蠢欲动，
必需加强边区南方战线的防御。正好南泥湾与胡宗南的地盘不过一水之隔，一个开发南泥湾的总体计划在总司令的胸中形成：把359旅这支主力部队部署在南泥湾，既可防备胡宗南军队向边区发动进攻，又可实行军垦屯田，开荒种地发展生产。
当359旅旅长王震前来向他汇报工作的时候，他首先询问王震对军垦屯田的看法，王震很赞同，但提出，这么多部队到哪里去找开垦的荒地呢？朱德笑笑说，土地倒是有，而且是块“大肥肉”好多人想去啃，都啃不动；你王胡子敢不敢去啃？王震听了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总司令，如果有土地，即使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能战胜它。”总司令立即提出准备让359旅到南泥湾去屯田，他说“这个地方从前有些机关、学校去看过，因为困难太多，他们力量有限，所以都放下了，如果你们去搞，倒是一块肥肉，希望你们好好搞。”
正当朱总司令加紧准备“军垦屯田”之时，1940年11月，国民党顽军又企图侵犯边区东南的宜川地区。朱总司令和毛主席研究后，亲自下达了359旅“军垦屯田”的命令，立即将359旅717团调往南泥湾以东的临镇一带，团长陈外欧、政委晏福生带领717团全体将士一面准备迎击顽军，一面开荒生产，至此拉开了南泥湾大生产的序幕。
岁末年初国民党又引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941年1月4日，叶挺将军奉命率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共9000余人北移，6日抵达茂林地区遭国民党顽军７个师的围攻，掀起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新四军指战员大部壮烈牺牲。项英遇害,军长叶挺与顽军谈判被扣。中共中央立即领导全党全军在政治上进行坚决反击，严厉揭露蒋介石的罪行，斥责蒋介石破坏抗日的阴谋，并提出释放叶挺军长，惩办祸首等12条解决办法。同时重建了新四军军部。中国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国内外舆论的同情和拥护，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被动与孤立。3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上表示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至此，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后，朱总司令加快了军垦屯田的步伐，亲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洁、359旅718团政委左齐以及技术人员，再次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对南泥湾的开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1941年2月初，又令中央军委直属炮兵团三营九连修筑一条从三十里铺到南泥湾的平坦大道（大约用了半年时间修好，以后，就是通过这条路，南泥湾的粮食、副食品、工业品源源不断地运到了抗日前线。）
359旅屯垦南泥湾
1941年3月，359旅旅直、718团、719团1营、特务团、四支队浩浩荡荡开赴南泥湾、金盆湾、九龙泉实行“军垦屯田政策”。最初官兵们的生存条件是异常艰苦的，为了不误农时，按时播种，官兵们放下背包就立即抓紧时间开荒挖地，没有住的地方，只能露宿狼、豹成群的荒山野坡，用砍来的树枝搭起漏风、漏雨、漏光的“三漏”茅屋。
旅党委及时提出 “建造我们的阵地，建造我们的家园”的口号，一边抓紧开荒，一边抽出一定的力量自己动手打窑洞。
没有粮食、油盐就组织人力冒着风雪严寒，到50公里以外的延长县等地去背粮。背粮时布口袋不够用，战士就将自己裤子的两条裤脚扎起来当口袋用。一路上要穿过长满蝎子草、狼牙刺的大树林和行走十分困难的羊肠小道，。沿途老乡看到这支背粮部队，都感动地说：“你们八路军真太辛苦了，本来我们应该送的，你们却来背了！”“要在国民党时期，我们送还送不赢呢！”没有烧的就打柴烧木炭。没有菜吃就挖野菜，木耳、蘑菇、地皮菜、金针、苦菜、野蒜、水边的水芹菜等，都成了官兵们经常的菜食。还可收野鸡蛋，打野猪，下河摸鱼改善生活。
古语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面对这样大的开荒任务，最大的困难就是工具不够。王震旅长提出每人一把镢头，一把锄头，每个单位四犋犁，八头耕牛的号召，并责成各级供给机关负责筹备。但是经费是有限的，单纯依靠拿钱购买远不能解决问题，仍然得走群众路线，发动大家到各地拾废铁、收毛铁，并组织一些铁匠出身的同志配合旅、团修械所、铁工厂进行加工制造。当时在驻地附近的小山上有一口土埋半截的老破钟，特务连刘连长带领大家将它抬了回来炼铁打成了工具。至于粪筐、扁担、绳子等小用具，全由各连队自行解决。战士们利用柳条，榆条编粪筐，熟练的一天就能编四五个。
面对所有困难都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的精神，一切困难均迎刃而解。
开荒是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头一道关。全旅同志，上自旅首长，下至炊事员、饲养员，都毫无例外，一律参加。在开荒生产中，干部都以身作则，和广大战士一起生产劳动，既起到带头作用又密切了官兵关系。
717团政治委员晏福生，在长征途中的一次战斗中失去了右臂，独臂参加南泥湾大生产。他一方面做好全团的思想发动、组织协调工作，一方面积极想办法亲自参加开荒种地。抡不动镐头就采用火攻，天刚蒙蒙亮，大家还在熟睡，他已上山点火烧荒，一只空荡荡的袖筒在晨曦中随风飘舞。他经常利用休息时间给伙房挑水，烧开水，挑起开水桶给山上的同志们送水。禾苗出土后，晏福生寻思着：锄地比挖地要轻松得多，不能握大锄头，何不打一把小锄头？
于是，他亲自掌钳，指导打铁的战士锻打了一把小锄头，随身携带，走到哪里干到哪里。同志们都亲切地称这把锄头为“晏氏”锄头。 汗水浇出丰硕果，在晏福生政委的带领下，当年717团的生产成绩名列全旅、全边区之首，晏福生也被推选为生产英雄。
718团是359旅的主力团，团长陈宗尧打仗是员猛将，在开荒生产中也绝不示弱。他把团部搬到山头上，架上电话，白天与战士同劳动，晚上办公。在冰天雪地里，他亲自带领战士去延长背粮。经过延水时，他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破冰涉水走了过去，使战士们深受感动，都说：“团长都这样，我们更不能叫苦了。”他还担任了团部生产小组长，
组员有参谋长、警卫员、司号员等。他们八个人一天挖地十一亩多，每人每天平均挖地 一亩三分多，是该团模范小组之一。陈团长还经常利用休息时间扛着镣头从这山到那山，去各连队督促检查。是名副其实的战斗英雄、生产模范。
在各级干部带动下南泥湾掀起空前高涨的开荒热潮，朱总司令发出指示：要认真发现在开荒生产中的先进人物，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劳动竞赛。在劳动竞赛中涌现了许多“劳动英雄组”和劳动英雄，如718团有名的劳动英雄赵占奎，在大竞赛中，挖地成绩达到四亩七分四。他第一个响应上级“每人种三十亩地”的号召，领导全班十个人共开荒地三百八十亩，超额完成了任务，成为全团模范班之一。
俗话说的好，“凡事要好，须问三老。”在开荒生产中，王震旅长特别强调要虚心向当地老农学习，南泥湾附近三台庄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汉朱玉寰，是个种庄稼的好手，王震旅长亲自出马请他来部队指导生产，特委任他为本旅的农业生产副官，并发给他一个执照，上面写着：“南泥湾劳动英雄朱老汉，现年七十一岁，参加我军，兹委任他为本旅农业生产副官，指导本旅各部农业生产。他到各部巡视时，望各部官兵向他请教，虚心地接受他的指导和批评，并应很好的招待。”朱老汉很热心的执行他的职务，经常为部队看地、撒种，殷勤指教，看到同志们耕作中有不到的地方，立即就跑来纠正，对部队生产起了很大作用。军民齐努力南泥湾屯垦胜利在望。
朱总司令亲自指导
1941年朱总司令曾三次亲自指导南泥湾大生产
1941年5月，朱总司令在王震旅长陪同下，来到南泥湾，广泛听取干部、战士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在接见团以上干部时，勉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他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
6月20日，他致函718团团长陈宗尧、代政委熊晃并转717团团长陈外欧、政委晏福生，表扬了这两个团在生产中取得的成绩；要求他们在开荒结束时，抓紧时机，大力发展畜牧业、运输业和手工业，做好商业工作；时刻不要忘记人民的利益，以共产主义精神来发展生产事业。
1941年7月，朱总司令再次来到南泥湾。他在接见部队时讲了屯田政策的重大意义。他说：“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发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死在边区。我们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头。去年我们一面防守，一面生产。今年更要大开荒，大规模搞农业生产。”然后他又来到718团，看了部队种的谷子、玉米和蔬菜，又看了他们喂的猪、鸡和新挖的窑洞。他高兴地说：“几个月时间你们就把南泥湾改变样子了。”在吃饭时，他吃着战士们种的新鲜蔬菜，连声说好。他说：“屯田政策初见成效，你们也有了经验，部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干部能带头劳动，无论开荒锄草、背粮、施肥，干部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好作风啊！希望你们各级干部都要再接再厉，和打仗一样，干部冲在前面，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取得胜利。”
正是凭着上下同心、艰苦奋斗的一股劲，南泥湾这块试验田终于在359旅游屯垦官兵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1941年初战大捷，种地11200亩，收获粮食1200石，收获蔬菜164.8万斤，蔬菜自给率近八成；开挖窑洞1000余孔，建房600余间。
1942年2月（农历正月）朱总司令又来到南泥湾718团。他说：“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要了解你们新年后的生产打算。”当总司令听到该团开荒种地面积比去年多一倍时，非常高兴。因当时正是农历春节，718团在驻地召开春节军民联欢会。总司令看了演出后高兴地说：“我们的部队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生活也活跃起来了。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还要进一步搞好拥政爱民活动，感谢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他还要求部队在农闲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生产不忘打仗，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同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朱总司令、贺龙师长在王震旅长陪同下再次来到南泥湾视察。他们检阅了717团，并给干部作了报告。7月10日，抗日战争5周年之际。朱总司令特邀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续范亭四位老人同游南泥湾，并作《游南泥湾》诗一首：
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
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
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
行行三里铺，炎热颇烦躁。
远望树森森，清风生林表。
白浪满青山，绿叶栖黄鸟。
登临万花岭，一览群山小。
丛林蔽天日，人云多虎豹。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无宿营地，破窑变难找。
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
平川种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仅告成，战士粗温饱。
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小憩陶宝峪，青流在怀抱。
诸老各尽欢，养生亦养脑。
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
散步咏晚凉，明月挂树杪。
到1942年底，南泥湾已面貌一新，开出良田25000亩，水田近千亩，收细粮5451石，，蔬菜全部自给，粮食部份自给。1942年旅首长提出了“一人一羊、二人一猪、十人一牛”的口号，百人以上单位，还要喂三至四头母猪，以繁殖小猪。至于鸡、鸭鹅、兔等，能饲养多少就饲养多少，每人每月平均吃到2斤肉，每天5钱油，官兵们不仅能吃饱还要吃好，吃饭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官兵们的生活居住环境也极大的改善，在半山坡上，开凿着一排排整齐的窑洞，窑壁粉刷着白灰，嵌着花格门帘，窑与窑之间都凸出半圆的土柱。特别是719团的驻地九龙泉一带，窑洞挖的最好。他们先把山坡削直，然后在上面挖上几层窑洞。晚上各窑洞一点灯，远看真象城市里的一排排大楼。
719团的2、3营在团长张仲翰、政委曾涤的带领下一直在北线执行河防任务，42年8月也奉命开进九龙泉与1营汇合，全团上下拧成一股绳，掀起新一轮开荒生产的新高潮，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
开展多种经营
为了全面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旅供给部在何维忠部长的带下组织人力开展多种经营，兴建了大光纺织厂、大光肥皂厂、制鞋厂、造纸厂、榨油厂、酒厂，挖煤，烧炭，熬盐，只要是部队需要的就千方百计自已动手生产。到1942年春，纺织厂已有很大的发展，平均每月出宽面布千匹左右，毛巾约五百打，毛毯约一千五百条。1942年冬，同志们穿的棉衣面，就是用自己织的毛呢布做的，穿起来不但很暖和，而且很好看。战士们兴奋地说：“将来打起仗来，只要穿上这衣服满身都是劲，到火线上打几个冲锋，就可以使敌人崩溃。”
随着工厂的迅速扩建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需要大批的绵纱和毛线。为此又在全旅掀起了纺纱热潮。“男耕女织”是中华民族古老的家庭分工方式，家属们自然成为了纺纱热潮的主力军。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李信的妻子柳惠明，特务团政委谭文邦的妻子陈敏均被评为“特等模范家属”。还有一段佳话：补充团供给处吴成恩七岁的女儿吴萍，利用寒假学会了纺纱，每天可纺一两头等纺。有人问她：“小鬼，干吗哪么费劲？”她撅着小嘴说：“干什么？我也要自给自足哩！”
特别要说一下大光肥皂厂的厂长刘光武，他原本是一名优秀的军事干部，只懂带兵打仗，对生产肥皂、管理工厂一窍不通。但他不畏困难、苦心钻研，虚心向专业人才学习，在工作中边摸索、边改进，很快提高了肥皂的质量，大光牌肥皂受到边区军民喜爱。刘光武也成长为懂生产，会经营的管理干部。受到了领导上的表扬。
生产的布匹、肥皂不仅满足了本旅的需要，还卖给榆林、三边等边区老百姓，甚至于远销到山西省沿黄河一带。为此旅供给部又组建了骡马运输大队，42年已有600头驮骡，常年往返于边区的延安、延川、绥德、米脂等地，并冲破国民党的层层封锁，将边区土特产品运往国民党统治区的口岸临镇、马头关等地，换回药品、工业品和日用品。骡马运输大队保证了陕北高原的运输和贸易，受到边区军民的普遍欢迎。
在王震旅长的具体指导下，何维忠带领供给部相关人员将“军人合作社”改成股份制经营模式，这在当时是具有开创性的。全旅军人拿出两个月津贴入股，工人们拿工资、奖金入股，股金既可是现金也可是实物，节省下来的衣服，自己制造生产的各种用品，都可照价折钱入股。所有股金、利润，皆以小米价格折算，以保证社员股金不致因物价涨跌而受影响。商店的私人股金占全部股金63.3%。仅1942年9个月就获利600多万元。
359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旗帜
1942年359旅开荒地2.67万亩，粮食自给96.3%，旅总生产值为6000万元，经费、物资自给达到90.2%。为以后几年的屯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59旅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旅长兼政委王震是当之无愧的旗手。旅供给部全体同志则是排头兵。
王震是个顶天立地的勇者，一生胆识过人、刚正坚韧。从未在强敌和困难面前低过头，他带的部队在红军和八路军中一直是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所以朱总司令才选定他来啃“南泥湾”这块硬骨头。王震也是智者，勤于学习，勇于创新。向陕北老农学习在干旱的土地上取得农业丰收。向书本和专业人才学习，指导供给部开办“军人合作社”，开创性的实行了股份制经营模式，正是这位智勇双全的旗手带领全旅官兵扛起了大生产运动这面旗帜
旅供给部的本质工作就是保障全旅的一切物质供应，解决好官兵的吃、穿、用。所以在大生产运动中，供给部的全体同志日夜战斗在各条生产战线的最前哨。全体工作人员克已奉公，没占公家一分钱、一寸布和一滴油。供给部筹办了一批被子，尽管自己的铺盖破旧不堪，分配时仍坚持“先连队，后机关；先战士，后干部，先群众，后党员。”的原则，被官兵们誉为模范供给部。
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在大生产运动中始终站在第一线参与具体领导工作，拟定生产计划，开荒屯田，兴办工厂，组建运输队，创建股份制的“军人合作社”……，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他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克服了无数困难，以创造性的聪明才智完成了各项任务。以清正廉洁的品格为官兵树立了榜样。在1941年1月至3月，何维忠每天都到“大光纺织厂”亲自抓职工的教育和生产制度的建设，很快建成了一整套半军事化管理的“兵工制度”，使工厂的生产迅速走上了正规。在纺线运动中还有一段趣事，何维忠按照湖南平江老家特有的纺车，改进了延安低效率的土制纺车，王震旅长亲自参加试验，从各方面对这架纺车的性能作了考查，从晚上八点钟一直搞到第二天早晨五点钟。最后，王震旅长高兴地说：“马上集中工人仿造，制好后先送一架给毛主席。”并起名叫“平江式纺车”。毛泽东主席就是用这架“平江式”纺车超额完成了自己的纺纱任务。
旅供给部政委罗章负责组织全旅开荒生产，随身带着一个大镢头，走遍了全旅十万亩土地的各个生产点。由于过于劳累，他跌进了深沟，受了重伤，无法行动，还是他心爱的战马独自跑回部队，带领人们找到他，把他抬回驻地。王震旅长称赞他是“无论打仗、还是生产，什么事情，干起来都是不要命的硬汉子。”
五 红红火火的边区大生产运动
在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恩来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身体力行，亲自参加挖地、种菜、捡粪、纺线等劳动。他们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
在359旅这面旗帜的带动下，在中央领导身体力行的感召下，一场边区全民参加的大生产运动在军队、学校、机关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
358旅旅长王维舟、政委马文瑞一起带领358旅在合水县大凤川小凤川大规模开荒种地，马文瑞同志当时还任陇东地委书记，同时发动地委机关干部开荒种地，还积极发展工业、运输业、商业和外贸。在陇东成立了盐业公司，大力组织盐业生产，把盐运到西华池等口岸出售。用盐换回根据地所急需的棉花、布疋、火柴、办公用具等，大大缓解了边区经济生活上的困难。
1940年11月，惠中权同志调任靖边县县委书记，上任后即发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栽树、种草，对沙地“引水拉沙”，在涧地“引洪漫地”，营造出一个水草丰茂的绿色小环境，在寒冷干旱的陕北高原，居然种出了一年三茬的庄稼。到42年，靖边县的粮食产量猛增10倍，不但养活了本县百姓，还拿出节余支援边区其他县。
华池县在李丕福县长带领下，在“大生产”运动中，全县开荒12万多亩，实现全县机关干部经费伙食自给。征兵、征粮、兴办工商业，发展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均走在前列，多次受到上级表彰，培养树立了张振财、高隆清、乔连珠、李湖等劳动英雄。1940年秋季的一天，县政府通讯员的马受惊踩坏了一位农民的西瓜，李丕福得知后与这位通讯员一同来到农民家向他赔礼道歉，并用自己的津贴赔了瓜钱，这位农民连呼他是“清官”，并将此事报告给毛主席，“县长赔瓜”的故事在边区传为佳话。
…………….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普遍实现了部分自给，有的自给部份已超过了取之于民的部份。
1942年边区经济遂步苏复，即将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为了总结经验以利再战，1942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西北局高干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做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全面总结几年来大生产的经验、成绩，进一步明确了边区工作的中心是发展经济，加强干部教育。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财政与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决定财政，在公私关系上，要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原则，发展生产上要坚持“组织起来”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要坚持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手工业、运输业与畜牧业为第二位，商业则放在第三位的方针
………….
在1943年1月14日高干会议闭幕式上，表彰了359旅、延安县和延安南区供销社三个先进集体，并授予359旅一面“发展经济的先锋”的锦旗。毛主席亲笔为359旅题词“生产模范“。王震等22名干部因在领导生产时做出显著成绩，受到边区政府嘉奖，毛主席亲笔为他们题词。
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有创造精神”
359旅供给部部长何维忠---“切实朴素大公无私”
359旅717团政委晏福生---“坚决执行屯田政策”
359旅供给部政委罗章------“以身作则”
358旅旅长王维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358旅政委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密切联系群众”
清涧县委书记兼县长黄静波---“坚决执行党的路线”
延安县县长刘秉温 ---------“善于领导群众”
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善于领导群众”
靖边县委书记惠中权------“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延安南区合作社主任刘建章-----“合作社的模范”
边区保安司令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
边区保安司令部供给部部长杨林--------“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西北局秘书处处长范子文---- “机关生产的模范”
延安市政府第四科科长胡起林--------“无限忠心”
陇东分区专员马锡五------“一刻也不离开群众”
华池县县长李丕福-----------“面向群众”
中共关中专员公署专员习仲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警备一旅旅长文年生------“生产教育两者兼顾”
赤水县委书记任成玉------“为群众谋福利”
晋绥联防军第3旅旅长贺晋年---“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三边分区专员罗成德------“不怕困难”
西北局高干会议的成功召开总结了经验，明确了方针，树立了榜样，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前景必定辉煌。
六 大生产运动的全面胜利
1943年至1945年，陕甘宁边区生产稳步增长，财政逐渐好转，边区军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
1943年9月中旬，毛泽东在任弼时、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陪同下，到南泥湾视察，先后视察了驻守在南泥湾、金盆湾、九龙泉、马坊的718、719团，看望了战士和附近群众，听取了部队生产、布防和训练情况的汇报，并对359旅的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导，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在视察时，毛主席看到满山满川的谷子、玉米、豆子长得绿油油的，牛羊成群猪满圈，高兴地对陪同的王震旅长说:你们今年又是大丰收。王震向毛泽东汇报：部队已经做到了完全自给，不拿公家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
经过了二、三年的辛勤劳动，全旅各部在南泥湾、金盆湾、九龙泉、马坊、临镇等荒芜的土地上，开垦了荒地二十七万亩左右，使南泥湾一带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登高一望，只见每架山上都开垦出一块块肥沃的土地，到处长着谷子、苞谷、山药蛋、烟草、麻、豆子等作物；在宽阔的平川里，明镜似的水田长着整齐的一望无际的稻子。山坡上一排排整齐的雪白的窑洞就像城市中的高楼大厦。南泥湾呈现出动人的景象 ：翠绿的青山，雪白的窑洞，滚滚的麦浪，绿油油的菜田，田间肥美，猪羊成群，昔日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在屯垦过程中，359旅始终认真贯彻执行总司令提出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原则，农忙生产，农闲练兵。平时在地里劳动，枪就架在地头，一有情况就拿起武器迅速投入战斗。部队每年冬季都要进行四个月的大练兵。各团在驻地附近都修建了大小不同的操场，战士们自己动手制作了单双杠、木马、天桥、平台等军事训练器械，力争要把每个战士训练成英勇顽强、技术熟练的神枪手、投弹手。
1943年6、7月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又调集大军向陕甘宁边区进攻，359旅旅部及718、719团立即奉命开往固临、甘泉、鹿县一带布防，积极备战，严阵以待。由于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声讨，以及国际兴论的谴责，胡宗南被迫停止了军事行动。此时正值秋收季节，指战员们立即放下枪杆，拿起镰刀，投入紧张的收割劳动，战斗、生产双丰收。359旅胜利完成了朱总司令“军垦屯田”的重任，一手拿枪，保卫边区人民的安宁，悍卫边区领土的完整，一手拿锄，保证军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大发展，
1943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延安召开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同时举行边区生产展览会。12月16日，朱总司令在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
1944年6月“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进入陕甘宁边区防问。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亲自领导这次记者团来访的接待工作。在具体安排记者团访问日程时，周恩来提出首先访问南泥湾，由王震出面接待。记者西北参观团于6月6日到达南泥湾，在叶剑英总参谋长和王震旅长的陪同下参观了718团（团长陈宗尧、政委左齐）、719团（团长张仲翰、政委曾涤），并观看了两团的对抗军事演习。演习完毕，719团团长张仲翰、政委曾涤在驻地设宴招待了全体记者，丰盛的菜肴全部来自战士们的劳动成果。宴会席间，记者们热烈交谈来到南泥湾后的感想。尽管他们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在热情赞颂南泥湾，都说中国的希望在这里。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斯坦因等人在当时、尔后撰写的通讯和书中，都用了相当多的篇幅，记述了王震的事迹和在南泥湾的所见所闻，大大扩展了南泥湾、八路军在国外的影响。
仅短短的几年，陕甘宁边区的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1942年开荒21万多亩，1943年增加到77万亩，1944年又猛增到120多万亩。粮食产量1943年为184万石，除去总消耗量162万石外，还余22万石。到1945年，边区军民大部分做到了“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地，打的粮食够4年吃)；部分还做到了“耕一余一”。
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边区人民还白手起家大办工业。先后创办了纺织厂、兵工厂、石油厂，化学厂，造纸厂，火柴厂，肥皂厂等许多小型工厂。抗战之前，全边区仅有一个公营修械所，有职工40多人，加上被服，印刷等厂，职工总效还不到300人。而到了1944年，公营工厂达到了130多家，边区职工总数上升到1．2万多人。生产的产品不但部分或全部地满足了边区军民和工作人员生产生活方面的需要，而且还远销外地，换回布匹，药品等必要的物资。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边区共生产肥皂211万多条，其中输出65万多条，1944年输出的食盐有24万多驮(每驮150斤)。在重点发展轻工业的同时，直接为抗战和民生服务的重工业也有了一定发展。军工局领导下的军工一，二，三厂，不仅能够生产枪支弹药，还可以制造军工厂需要的器械。延长油矿从1939年到1945年共产汽油1.1万多桶(每桶5加仑)，煤油近66万多桶，柴油、机油3万多桶，除满足电台，工厂的需要外，还输出一部分。至1944年边区各铁厂年产量共约700吨，占生铁需要量的40％。
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抗战前延安有各种商店123家，到1943年增加到473家。
到日本投降时，边区财政的积蓄足够用一年，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达到了“生产节约，长期打算，积蓄物资，准备反攻”的战略目标。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大生产运动不仅收获了物质财富，还收获了精神财富，毛泽东曾多次说过这么一句话：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据统计，1943年边区生产自给达38亿，自给收入超过当年财政收入的一半；1944年自给收入占当年财政收入62.8%。由于生产自给能力提高，相应减轻了人民负担。1943年征收救国公粮18.4万石，1944年征收16万石，1945年征收12.4万石，按150万人计算，每人平均只负担9升3合，取之于民的粮食大大减少，从而密切了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军队与人民关系。军队进行生产，建立了自己的家务，保持了劳动人民本色。同时，部队物质生活提高了，埋怨政府的事也少了。在大生产运动中，人人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首长和士兵、领导和群众，一起干活，一起汗流，大家情同手足，亲如兄弟。
生产实现自给后，陕甘宁边区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凡是进入陕甘宁边区境内的有一定的劳动能力的人，第一年，政府免费提供你住宿和最基本的口粮。你开的荒地归你自己所有，头三年免交租税，一般来讲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这种务工者就可以穿着一身的新衣服回到自己的老家，取一个媳妇过来。“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几千来中国农民梦寐以求的好日子终于实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百姓们怎么可能不说共产党好，陕甘宁边区政府及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得到了迅速提高，获得了民众的极大拥护。
到1944年，日益壮大的红色延安顺利度过了困难时期，居住人口增长到8000万人，军队发展到47万人，民兵227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力量，吸引了无数对新生活满怀期待的百姓。许多热血青年不远千里来投奔,包括丁玲、萧军等人在内的大批作家、知识分子、文化青年、记者和国际战士。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
边区的文化生活和文艺创作也得到长促的发展，，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的钱筱璋、吴印咸等同志克服了胶片和技术设备奇缺的困难，摄制了大型纪录片《南泥湾》,真实的再现了359旅屯垦南泥湾的战斗历程。1943年初电影即将拍完，摄影队长吴印咸请求毛泽东主席为电影题词，毛泽东欣然同意，他在两张白色的凸版纸上分别题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大字，并签上自己的名字。当时毛泽东边写，吴印咸边拍摄，在纪录片《南泥湾》中再现了整个题词过程。影片在1943年春节放映立刻轰动延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的歌曲“南泥湾”更是广为流传，久唱不衰，一曲
“花蓝的花儿香”穿越历史，穿越时空，至今仍打动着人们的心弦。
通过大生产运动培养造就了大批懂生产、善经营、会理财的经济工作人才，为建国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大生产运动培育出了闻名于世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这一精神成为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的的巨大力量和传家宝。
